在新出版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国学季大师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70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季老先生的说法确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新诗的观感：新不如旧。与其继续新诗失败的道路，不如回过头去读旧体诗，写旧体诗。在他们心目中，新旧体诗歌是完全对立的。

这些日子在读一本关于音乐的对话，对话者的身份很有意思，一位是犹太裔钢琴家、指挥家——波伦鲍依姆，一位是阿拉伯裔美国文学批评家——萨义德。在由“本真演奏”引出的话题中，他们都批评这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联系到文学界有人呼吁回归古典，萨义德就指出：“他们想用荷马和维吉尔来攻击当代文学和当代关注的问题（比如性别、种族、阶级等）。……宣扬这种观点的人大多对这些作品都没有什么真正的主张，只是说要读这些书，……谁又会不同意呢？但这并不是说读维吉尔就不再读其他的东西。”波伦鲍依姆则呼应说，你要通过阅读拉什迪或者其他当代作家才能获得另外的眼光来看维吉尔。这位指挥家还揭示了保守主义者“对当代音乐的藐视态度的问题在于，这种藐视很奇怪地导致了陌生感”。是的，因为鄙视，所以陌生；因为眼前所见皆为陌生，所以甘愿继续拥抱美丽的僵尸。

同前面提及的两位相比，我觉得季老先生的视野可能还是狭隘了一点。原教旨主义者的特征就在于，他们以为只有自己才对过去拥有权利，在古典的高峰上，他们可以目空当下的一切。

其实，不需要季老为新诗指路，郭老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写过《女神》的郭沫若后来也回过头去写旧体诗，不过，好像在旧体诗上没有折腾出啥子名堂。这是不是说，写得好新诗的就写不好旧体诗，因此旧体诗作为难度系数更大的项目就更了不起了呢？还是旧体诗根本就没有生命力？

古典诗歌的精神并没有从我们身上消失，一些当代诗人并不是只拥有新诗90年这个小传统，同时也有古典诗歌的大传统，而这个大传统不是“音韵”一词所能概括的。季老这些大师可以不看新诗，可以以旧诗自娱，但是，正如萨义德所言：“人类今天的一个使命，无论在音乐、文学或其他艺术门类，或者人文学科里，这个使命便是保留差别的同时不能落入统治的欲望中。”经典被奉为经典是教化的结果，对于只有90年历史的现代新诗，人们要多一点耐心，尝试依萨义德所说的办法去解读吧。

谁不知道李白、杜甫、王维伟大呢？谁不知道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伟大呢？不妨借用李白追怀贺知章的诗来说吧：“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回到哪里？只能回到当下，回到我们自身。人会跟小孩子一样犯幼稚病呢？因为成年人不满意自己成年很多年了，老惦记着补课。

这位指挥家还揭示了保守主义者“对当代音乐的藐视态度的问题在于，这种藐视很奇怪地导致了陌生感”。是的，因为鄙视，所以陌生；因为眼前所见皆为陌生，所以甘愿继续拥抱美丽的僵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