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影像文化评论家柯曼撰文回应本报报道，并接受本报专访

建议将影像收藏讨论继续下去

最近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一篇关于中国摄影的报道引起美国影像文化评论家A．D．柯曼的关注，他为此特别为本报撰写文章，以示回应。

柯曼目前在深圳和纽约两地居住，因其影像文化评论家的身份，对中国摄影现状十分关注。2006年12月29日，本报《文化广场》发表了记者刘悠扬写的《一张照片究竟该值多少钱》报道，就2006年末两场中国影像专拍展开探讨。这引起柯曼的注意，也激发他为本报写了《是什么让一幅照片价值290万美金》一文（见今日C2版）。他说，虽然关于中国影像市场的一些重要问题目前还不能够得到回答，但是提出问题开了个好头，＼《文化广场》应将这个讨论继续下去。

为让读者对柯曼先生多一些了解，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建议将讨论继续下去

记者：我知道您现在还不能阅读中文，您是怎么读到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不久前发表的《一张照片究竟该值多少钱》报道？是什么打动了您动笔给我们写《是什么让一幅照片价值290万美金》这篇文章？

柯曼：我的妻子龙安娜（音译）是香港人，但生活在深圳。她是我多项工作的搭档，一直特别留意中国报刊上关于摄影和当代艺术的文章。

2006年12月，当时我在深圳，安娜看到了深圳商报上这篇《一张照片究竟该值多少钱》的报道并介绍给我，这个话题也引起了我的关注，激发了我为深圳商报写点什么的兴趣，因为那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却有一些没有得到回答。

我认识到这其实并不是作者或编辑的疏忽，而只是反映了当下在中国这些问题被认识的程度。我认为这是个好的现象，因为起码中国已经开始有人关注于此，开始讨论关于照片收藏的问题和照片市场的现状。

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我尝试给以回应，来填补一些问题留下的空白。既然深圳商报发起了这个讨论，那么理应在你们这个媒体空间里将讨论继续下去。

深圳生活让人兴奋

记者：我知道您现在是在深圳和纽约两地居住，一年中有很长时间住在深圳，真是对应了”地球村”这个概念。能描述一下您在深圳的生活吗？是什么吸引了您，把您留在了深圳？

柯曼：我在纽约出生、长大，迄今我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那里。在我少年时期，我和家人也曾在法国和英国住了几年，由此我也学会了法语。上世纪60年代，我去了旧金山读研究生。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几乎走遍了美国和加拿大，还去了拉丁美洲、欧洲大部分（东欧、西欧、北欧），甚至芬兰、以色列和澳大利亚都呆过。所以虽然我拿的是美国护照，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

至于来到深圳，首要的原因是这是我的新家庭所在的地方，我的妻子安娜和她的儿子、我的继子杰克都生活在这里。他们在我心中是第一位的，所以不管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哪个城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们在那里安家。

话虽这样说，我发现深圳还真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城市，这里的一切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着迷。深圳是中国挺进21世纪的先锋，是世界级的大都市。这里的活力和潜力，让人激动并渴望参与其中。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城市在文化发展上的空间非常广阔，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至于我与安娜和杰克在深圳的生活，与我在纽约并无多大区别。我们看报、购物、烹饪，去一些文化机构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我写作，管理我的网站和进行其他项目的工作，互联网让我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完成工作。我还与居住在深圳和访问深圳的中国专家同行们见面，交流思想，寻求合作。我还开始到全国各地旅游——柳州（安娜的老家）、广州、连州。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希望亲身参与深圳文化建设

记者：我听说您有意组织一个中国摄影展，到美国展览，尔后到欧洲巡展。这个计划启动了吗？您几个月后回深圳，在深圳有没有其他的工作计划？

柯曼：是的，我与中国的一位策展人正在合作策办一个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展，准备带到西方巡展。这个计划已经在运作中，我们目前处于筹集资金阶段，但具体的细节目前暂时未能公布，希望你能理解。但我可以透露的是，这个计划在西方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我们期望能在2008年中举行首展。

同时，我还正在与中国一位策展人商讨开展另一项中国摄影的西方巡展，展示非常特别的影像，我暂时称之为“程序实验”。

我当然考虑在深圳做些事情。我现在是深圳一家摄影杂志的专栏作家，也是他们的学术委员会一员。2006年12月，我参与策划了芬兰裔美国摄影师阿诺·拉斐尔·闵奇恩的个人回顾展《传奇》，这一展览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首展并赢得评委会特别奖。我同时也是连州国际摄影节学术委员会的一员，希望也能继续成为接下来的连州国际摄影节中的一个角色。

所以总的来说，我的计划是成为连接东西两个方向的管道——帮助把西方重要作品引入中国，把中国重要作品介绍给西方。

我在中国的另一方面工作就是为中国读者撰写摄影评论，我的文章已经在《中国日报》（英文）、《深圳日报》（英文）和《摄影》杂志上发表。我有两本书的中文版也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其他作品的出版计划。我希望在中国成为一个有一定位置的作家。在让中国读者读到我的文章的同时，我还希望帮助我的中国同行，把他们的文章介绍给西方读者，因为在西方现在还很少看到来自中国的评论，我想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对话。

另外，在美国，我还在大学里讲课或者进行公众演讲，为摄影、艺术等文化机构做顾问。在中国，我至今只在2006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做过一次讲座。我希望在中国得到更多类似的机会。

眼前，我开展在中国的工作受以下几个因素限制：首先，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我必须先考虑我的收入来源。现在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美国和欧洲。在中国，我有了经济上的支持之后，才能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里做事。其次，到现在，我进出中国都是短期签证，因为我没有中国的机构担保。申请短期签证费时又费钱，我希望很快建立一个可以得到长期签证或永久居住的基础。

本报探讨2006年末两场中国影像专拍的报道《一张照片究竟该值多少钱》引发美国影像文化评论家A．D．柯曼为本报撰写一篇回应文章，试图回答中国影像市场目前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建议将这场讨论进行下去。图为A．D．柯曼。Steven－Speliotis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