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的权力真相

——读《大唐帝国》

■王淼

作为一位通俗历史的畅销书作家，陈舜臣这个名字，想必在内地读者心中并没有多少印象，但是，在日本，乃至中国台湾，这位华裔史学家却有着鼎鼎大名，尤其在读书界可谓声名远播、影响甚巨，以致日本最负盛名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赞叹：“以外族人折服日本人的，只有陈舜臣。”

说来惭愧，陈舜臣虽然在海外名气极大，但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所读过的陈氏作品也只有一部《大唐帝国》而已。不过，仅就这一部作品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确不愧有“中国权力游戏的人性白皮书”之誉，而作者本人，也完全当得上柏杨先生所谓的“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龙活虎”之评价。

说起大唐帝国，我们首先想到的，差不多都是“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这些氤氲着盛唐气象的名词，我们耳熟能详的，也差不多都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如雷灌耳的名字。盛唐，作为中国宗法制王朝的黄金时代，作为公元八世纪世界帝国的象征，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时期——如果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天生拥有一种泱泱大国的盛唐情结，这话应该毫不为过。但是，像每一个宗法制王朝的建立一样，大唐帝国也决不是凭空诞生的，在盛唐的背后，同样有过赤地千里与生灵涂炭，也同样隐藏着血腥的残杀和人为的算计，应该说大唐帝国的厚黑与残酷、腐败与奢靡的程度，与任何一个宗法制王朝相比，非但毫不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陈舜臣先生的《大唐帝国》一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正在于他揭示了被历代修史者所有意遮蔽或忽略的那部分历史真相。

历史小说既能够忠实于历史，又能够把数百年来的史实贯穿起来，编织成精彩绝伦的故事，说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小说能够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历史兴衰的原因，披露历史的真相，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当然就更加难能可贵。我读《大唐帝国》，首先即被作者条理清晰、要而不繁的历史叙事所吸引，作者重视史实，却并不拘泥于正史，他显然更善于利用散落于正史之外的民间史料来还原历史细节，所以，他笔下的“玄武门之变”固然不乏本诸野史之嫌，却显然比正史更经得起推敲，当然也比正史有着更高的可信度。他所演绎的武则天发迹的过程也是同样，称得上是游走于正史与野史之间，左右逢源、且游刃有余，既将武则天步入政坛的经过交代得惊心动魄，又将历史的玄妙之处阐发得淋漓尽致，历史小说写到这个份上，才能够产生出无穷的阅读趣味。除了小说讲述的故事之外，作者对于盛唐人物的评价，也同样不失客观与公正。他笔下的唐太宗固然是一位胸襟阔大、有着雄才伟略的帝王，但同时又是一位残忍可怕、血债累累的阴谋家，作者在充分肯定这位千古一帝卓越政绩的同时，也并没有因为唐太宗的卓越政绩而有意掩饰其阴暗的另一面。出于同样的思路，他评价在历史上颇受非议的武则天“的确具备鉴识人物的能力”，说“武则天除了是女人之外，更是个政治家”，亦显得持论公允，从而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陈舜臣先生的《大唐帝国》虽然只是小说家言，但因为作者抱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历史在他的笔下，不仅是一种供人消遣的“八卦”，同时，也的确是一部发人深省的“人性白皮书”。在陈先生看来，宗法制社会的政治本质，其实就是永无休止的人事纠纷，是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利益争斗——斗心计，斗厚黑，斗实力，这种无序的争斗总能把人性恶劣的一面充分展示出来。在这样的社会中，帝王的个人素质其实就是决定盛世与衰世的关键，但无论盛、还是衰，都只能像赌博一样求诸偶然，其中像唐太宗一样的杰出人物，固然能够在血雨腥风之中脱颖而出，而各种形形色色的“扶不起来的阿斗”，也同样会因为历史的偶然被推到政治的前台。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大唐盛世从根本上即是脆弱的，一切在个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盛世”，也都会因为个人的因素而无法得到长远的保障；一切在人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法制王朝，也都会无一避免地陷入盛与衰的轮回之中而无法自拔。

历史不外人情，政坛斗争也好，宫闱内讧也罢，其实都是世态人情的幽微体现，历史小说即是对这种世态人情的理解与捕捉。读完陈舜臣先生的《大唐帝国》，你会有一种不忍释卷的感觉，这一方面取决于作者讲述故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作者对于世态人情有着细腻的体贴与准确的把握。当然，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过于注重渲染故事和体贴人情，或许会伤及历史自身的真实性，对此，陈先生本人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身为一个常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家，在史料调查方面，我建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谨记史料往往是胜利者的记录。胜利者常会将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抹除或重新修改。”史料固然可以被人抹除或重新修改，但人情却不会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变易——告诉你历史的真相，而不是被人为粉饰过的历史，从中我们并不难窥出，陈先生对于历史的求实之个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