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翁和奂翁

——张中行故事之二十二

■靳飞

张中行翁1936年北大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了一年的国文，与毕翁奂午同事。但行翁因见奂翁总与何其芳在一起，所以“感到道不同而远之”。至“七七事变”后两人皆返北京后，他们的交往才多起来。行翁记毕翁云，“他为人有风趣，目光锐敏，能够看到冠冕严正的背后一面，所以出语常常冷隽而引人发笑。但他对于友人则宽厚热情，其时正是我食无鱼、出无车的时候，他却愿意与我作伴，踏长街，看世相，饿了，罄袋中所有，吃半斤天福号酱肘子。抗战胜利之后，或解放之后，见不到他了，连音信也没有。”他们是在八十年代才恢复通信的。1993年夏，我和内子要到武汉，行翁说他在那边有个铁哥们可以照顾我们。我说您的铁哥们那得多大岁数了，别麻烦人家了。我把这话当笑话讲给接待我们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李社长听，李听后叫道：“在武汉称得上张先生朋友的，一定是毕奂午先生，那可是难得一见啊！”我忙给行翁打电话确认。行翁说：“就是他。他的老伴叫赵岚。”我说：“那我可得看看他去。据说他是轻易不见客的。”行翁自信地说：“不会的。你说是我让你们去的。只要他还活着，不会不见的。”

我请徐迟的忘年交徐鲁兄帮我引路，徐又约了老诗人田野先生同往武汉大学。叫门的时候，田野先生高喊：“北京张中行老师派学生来看你们了！”里面赵岚老太用清脆的北京话答应着，“来了！”可门却开得很慢，估计老两口是正在午睡。果然，进屋后看到，奂翁还在穿裤子呢。赵岚老太对我颇不见外，不等我落座就问，“张中行还那么能说吗？”听了这话我才知道，原来行翁当年在朋友圈里，也是一位出了名的“侃爷”。我在奂翁家谈了一个下午，说的几乎都是行翁的近况，奂翁夫妇也不许我的话题离开行翁。他们这份淡到一辈子里有60年没联系的友情，却始终保持着一家人的感觉，我忍不住想，我是否也能交到这样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