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古有“择水而栖、择江而居”之俗。山城重庆，更因水而生，因水而重，因水而兴，因水而美。 史有记载，早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周，重庆就已是华夏民族聚居之地。公元316年，秦国占领巴国，大兴土木，扩城筑墙，将巴都改为“巴郡”；历史上多次移民，大批移民跋涉千里，最后落脚重庆，看重的都是这里两江交汇——长江与嘉陵江汇合，浩浩荡荡一泄千里。 重庆早称为“巴”。别看这一个“巴”字，深究起来还颇有名堂。有人称，巴是对渝水（即嘉陵江）的描画，“水如巴字三折，县因得名”（清乾隆时重庆知府王梦庚语）。有人考证，“巴”是“鱼”的另一写法。而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则认为，“巴，虫也，或日食象蛇，象形。”（《说文解字》）这启发人们从象形的角度领悟“巴”字。我的一位老乡，以在江中“放滩”（从上游顺水漂流至下游）的体会，认定“巴”是对两江环抱的重庆半岛弯曲如手地形的描绘，而从重庆水上门户朝天门到火车站附近珊瑚坝的弯弯长江岸，则如“巴”字最后那长长的一笔。 汉朝时，“巴郡”改称“江州”，那是因了两江环抱；隋文帝时改称“渝州”，也是因渝水（嘉陵江的古称）绕城。直到北宋徽宗时，因渝州地方官赵谂谋反被诛，朝廷遂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恭王先受封于恭州，后继位为帝（即光宗），谓之“双重喜庆”，恭州因之升格为“重庆府”。重庆之名，从此而得。 古往今来，华夏许多人物与重庆水文化关联。早的，是史前华夏诸族的共同领袖夏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发生在重庆。有书为证：“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华阳国志》）重庆的南岸涂山，至今保留着大禹治水的遗址——结茅台、打儿窝、虎乳溪、夫归石。近的，就是1919年，16岁的邓小平，从重庆水上出发，乘邮轮东去，踏上寻求真理、救国救民之路；阔别30年后，随解放大军回到重庆。而两江的码头、临江的茶馆，也曾留下中国近代名人邹容、杨�=公、卢作孚……的脚迹。 尤有意思的是，“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也曾三至重庆。20岁时专去渝州，拜谒刺史李邕，触了一鼻子灰；25岁时二下渝州，过奉节出三峡，写下展现长江水势浩荡的诗句：“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到老再下渝州，竟是流放（夜郎）途中，人刚至渝州，朝廷赦令也到，获赦的李白乘兴东下，写下千古传诵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因为水，重庆史上三为国都——远古曾为巴国之都，元末曾为大夏国的都城，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因为水，重庆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商业集散地和工业重镇；也因为水，重庆出美景、美女、美食、美车，享誉全国。 水，是山城重庆的灵魂。水，孕育了千年传承的巴渝文明。水与文化交融、人与自然和谐的水文化，乃重庆人文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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