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回忆自己当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服饰上的大胆改变：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穿洋服，大概是那个时候的“时代精神”。风气所至，连在遗老遗少包围中的废帝也被感染。民国政府的《服制条例》里，燕尾礼服、高筒礼帽、西服都被作为国服。激荡的年代，穿什么样的服饰，被目为思想上保守或前卫的象征。钱锺书小说《围城》，方鸿渐国外胡混，最后只得买一个假文凭，但这个洋博士在家乡颇吃香，一下火车，就有地方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拍照，“他才知道住小地方的便宜，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拿根手杖”。

上世纪80年代，张明敏高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颇激发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但在民国时代，一个穿洋服的人，仍然容易被认为是“假洋鬼子”。一个着西服拄着文明棍戴礼帽金丝边进口平光眼镜的人，通常是漫画里讥讽的对象。这个国度，流行是最容易的事，然而没落也是最迅捷的。大家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鲁迅在《洋服的没落》里讲述一个故事：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接受西式教育的林语堂也是极度反西服的，他专门写过《论西装》、《西装之不合人性》，以为穿西装的人皆是“趋俗”：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或是外国骗得洋博士，羽毛未干，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盯女人，亦必西装……

然而鲁迅说得究竟也有道理，他总有本事看到这个民族的骨子里去：“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地自然地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