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企业所得税法》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审议通过，许多人都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当深圳不再拥有较低的企业所得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之后，深圳的发展优势会不会受到大的冲击？

我们谈论深圳税收优势的丧失，最大的担心是企业流失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客观地说，对于深圳这样一座从三来一补起家的城市，面对低端制造业的逐步外迁不仅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反而需要科学筹划主动推动，以腾出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的升级。因为深圳目前已经形成相当气候的四大支柱产业，没有一样是依赖低端制造业而生存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像纽约和东京这样的城市，都经历过放弃旧产业，发展接力产业，实现梯度升级，从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转换成世界级的金融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充满痛苦，也不可能依靠市场之手自动地完成，它需要政府的主动参与，积极规划。

早在《企业所得税法》通过之前，深圳在地价、房价、工资水平、水电气价格等显性成本方面的优势早已逐渐消失。特别是在深圳经济飞速发展而提前遭遇“四个难以为继”之后，更是无意拿显性成本一争长短。深圳用什么来接过竞争优势的接力棒呢？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委四届四次全会上提出的新资源观就是一个具前瞻性的思路，我们要通过制度、投资环境、改革创新、地缘优势、人力资源、管理、文化等无形资源的优势再造，来形成深圳新的竞争优势，来选择性地吸引那些位居产业链的高端，产业层次更高，资源消耗更少的企业。这样做，既能实现城市的升级，又能实现产业的升级，更能实现竞争优势的升级。

具体地说，首先，深圳正在通过打造一个高效率的、善于为企业服务的政府，来降低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政府效率和企业成本有着怎样的关系？世界银行去年11月发布的《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的投资环境报告，引入了一个新颖的“时间税”概念，把不同城市的企业每年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天数统计出来，这个天数被形容为企业缴纳的“时间税”。此次竞争力排名第一的杭州，企业的“时间税”只有8天。而竞争力排名靠后的城市，“时间税”高达每年87天。这份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能让“时间税”缩短到36天以下，将使企业效率提高25％，外商投资增长10％。明白了这样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提升效率。在这份世行报告中，深圳被列为政府效率较高的银牌城市。但是，同金牌城市的差距，昭示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打造一个有效率的城市，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从显性成本来看，深圳或许比内地一些城市为高，但香港更比深圳高很多，可是，对很多高端企业来说，香港有他们所必需而其它城市又不能代替的东西，像便利快捷的交通物流，完善的工商支援服务等。所以，如何让城市的运作变得更有效率，是深圳必须持续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深圳始终致力于改善城市效率，把物流业当作支柱产业之一，予以重点发展；通过骨干高速路网的建设，让一个交通负担很重的带状城市，没有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对高端企业在深圳的运营提供良好的支持。

第三，我们通过打造一个拥有国际化人文环境和较高生活品质的城市，来降低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深圳发展的理想目标，是一个国际化城市，而国际化的城市，首先要是国际化人才愿意来这里生活的城市。就拿香港来说，虽然显性生活成本高企，但高端人才仍然愿意在那里生活，因为各种高端生活需求能在香港得到一站式满足。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越是高端的企业，越是看重城市的生活环境，在普通企业的选址过程中，生活质量位居考虑因素的第七位，但对高科技公司而言，生活质量就提升到了第三位。有人更形象地指出，发展总部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吸引总部高层的妻儿老小来这里生活。为了招商引资，杭州在选择城市口号时，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用，而选择了便于外国人理解的“生活品质之城”，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在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在人文环境上逐步实现国际化，要充分认识营造国际化人文环境的意义，把深圳建设成为中国最适合外国人居住、最能吸引国际资本扎根的城市之一”。由此可见，对于生活环境和国际资本的关系，深圳的理解已经十分到位。

我们相信，以深圳现有的城市基础、政策架构、服务水准、生活环境，再加上不断完善的公共政策导向，深圳完全能够形成新的成本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