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有一位北大毕业生去卖肉，今年，又有一位清华博士生开了个修车铺。还有很多大学生，涌到北京一家洗浴中心，愿意当每小时补助58元人民币的搓澡工。很多人士恐怕会大摇其头——不光是知识分子，恐怕更多地是非知识分子：有知识的人竟然去干这种根本不需要知识的事情，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有失身份啊。

前现代社会基本上是身份社会。在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中，人的身份由血缘决定。中国的身份制度看起来则比较柔性，平民是可以向上流动的，因为，皇家专制制度要自上而下管理整个社会，必须得挑选某些人充当官僚，挑选读书人是最稳当的。于是有了科举制度。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权利和利益总是表现为特权，科举考试就是赋予某些人以享受特权的身份。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一夜之间就从人下人变为人上人。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套制度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此即干部制度。人们之所以热衷于高考，正是因为被国家大学录取，就直接成为干部，获得了享受特权的身份。人们现在都在谈论高考制度如何公平，其实，那不过是获得享受特权之门票的公平而已，而绝不是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之公平。

这导致人们把上大学视为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大学成功依赖的就是人们的这种心理。实际上，在高校商业化、试图通过扩招生赚取利润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已经有很大进展。国家所能供应的职位，能够让毕业生们享受特权的铁饭碗，相对而言已经越来越少。大学教育给毕业生们带来特权的概率越来越小，而大学教育的机会成本则越来越高。

但是，人们的观念通常滞后于现实。尽管已有无数人在上大学——成为干部——享受特权性利益的通道之外，获得同样多的人生收益，但大多数人仍然相信，走上现代科举之路，是人生的最佳甚至唯一选择。

大学就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就在大学的神话就要破灭之前，打开了校门。从家长到学生，都以为天堂之门为自己打开了。如果说，在高考的科举性质还比较完整的时候，也即上大学就可以成为“干部”的时代，家庭不惜一切代价供应孩子上大学，还算理性。但在大学扩招之时，投入巨大成本让孩子上大学，则带有一定非理性色彩。当然，人们受自己的观念支配，在做决策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很理性。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们错了。

大学毕业生们因为失业而痛苦，有些聪明的大学生开始从事他们本人及他人以前觉得大学生不应当从事的职业。当然，以前的穷秀才们也在干很多不上档次的事情。不过，区别是，社会结构现在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为人们在上大学、做干部的人生通道之外，开放出更多机会。也许，人们可以期待，知识带来特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学生的身份将会继续贬值。一个人的人生收益，不再由某个身份事先决定，而将取决于他服务他人的结果。

不过，看得出来，评论家的心态反而没有调整过来。他们还相信，一个人受了大学教育，就该获得某个收入或者身份。对此，我想引用我儿子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