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人们或许不太了解哲学究竟是什么，但一定都知道有个哲学教授叫傅佩荣。从1998年起，受飞碟电台和几家民间基金会邀请，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傅佩荣开始给大众讲孔孟、老庄和易经，粗略估计每年至少有上万人听过他的演讲。日前，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傅佩荣：
有“乡愁”，才有“国学热”
于丹的贡献等同于“启蒙”，李零太过偏激
《文化广场》：《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项极珍贵的遗产，数千年来一直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重新阐释这部经典。早前，您出版了《傅佩荣〈论语〉心得》，与目前热销书《于丹〈论语〉心得》，以及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相较，这几部书都是从哪些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论语》？
傅佩荣：我解释儒家，跟很多人都不一样，我讲“人心向善”，很多人也反对。对于传统文化，我更愿意把它讲成跟生活有关，我不喜欢唱高调。对于丹说“《〈论语〉心得》是我个人心得”，这一点我赞成，只能说她研究的内容太少，讲孔子思想，七讲就讲得完吗？三十讲也讲不完。讲孔子要把握重点，第一个就要问“孔子对生死怎么看？”“孔子对人类社会的痛苦怎么看？”“孔子对人类社会的罪恶怎么看？”对生死、痛苦、罪恶没有思考，根本不是哲学家，只是发发牢骚。别人讲《论语》，这些问题根本不敢碰。我解读《论语》，通读历代以来400家注解才敢落笔，每个字有哪几个意思，随便问。《论语》里面“生”字出现16次，“死”字出现38次，谁敢说孔子不懂死亡？他是一个有着完整体系的哲学家。
我生平最厌恶用“权威”来压人，任何一种讲法都有它的贡献，于丹的贡献在于能够唤醒大家重视传统思想，等同于“启蒙”。一本书能够卖到五六百万册，全北大教授合起来也做不到。之所以这样，正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隔阂太久了。而李零可能太偏激，他对人家骂孔子、踩孔子实在看不过眼，但孔子也绝不是他所描述的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真孔子胸襟宽广，精神家园丰富得不得了。
《文化广场》：同样是研究国学，内地学者通常做“学理式”讨论，很少像您这样走出象牙塔，做这种“大众式”的推广。本身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又能够将艰深的传统文化化深为浅，这种实践对于复兴“国学”似乎更为切实。
傅佩荣：真正的哲学永远不能离开人生。我在台大上课，“哲学人生”这门课教了20年，孔子、孟子以前就活在人群里，开坛讲道也是平常事，用一般的语言与人沟通，自己的生活展示给人看，他很快乐。再好的思想不能让同时代的人了解跟实践，只是唱高调，等到身后，变成一大堆书，谁看呢？所以我一直强调，儒家思想的最可贵在于它能实践，为人处世都能有所参照。学理探讨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家都谈“国学热”，却没有人真正去做“国学复兴”这件事。我把它消化了，变成一种生活智慧，这样的“国学”更亲切，更容易接受。
台湾的国学传统从未断裂，有断层才会“热”
《文化广场》：台湾有没有“国学”这个概念？又是怎样界定的？
傅佩荣：台湾一向把“国学”认定是中文系研究的范围。事实上，只从训诂角度研究经史子集的中文系没有办法把“国学”完全囊括在内，古代文史哲不分家，《论语》、《孟子》、《庄子》、《老子》都是典型的哲学著作。拿古代来说，没有人能否认最主要的三本经典，《诗经》、《书经》、《易经》，分别代表文、史、哲三个向度，这是最早“五经”中的“三经”，其实正是“国学”的三个基本路线。陈寅恪先生写首诗，字字用典，这是文学家的特色，往往是喜怒哀乐，情绪的发挥，那么这首诗究竟有什么人生哲理？那不一定。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问题一般人不敢问，像孔子说“杀生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一听就知道是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敢随便谈生死。谈到“国学”，你可以从文学、史学角度研究，但只有从哲学角度才能够正确、清楚地看透儒家、道家的思想。举个例子，老庄讲“未始有物”，这就是他称为“最高”的“古人的智慧”，这就是哲学的原点：存在与虚无。
《文化广场》：近50多年来，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保存比内地要好很多。那么，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台湾是否也出现了“国学热”浪潮？
傅佩荣：在台湾，国学从来没有热过，因为台湾的国学传统从来没有断过。有断层，才会热。民间对于“国学”，一直认为是自己的传统，文化上绝不能脱离。另一方面是，20年前，台湾一批学者推广“儿童读经”，让小朋友们不要去背英文，而是自小诵读《论语》、《孟子》，每年几万人考试。现在这些小朋友长大了，当初只要是背“国学”的，效果都不错。内地现在的趋势是谈股票、谈赚钱，做生意成功就开心，但现在也觉得这样不够，人们在寻找根源的时候找到了国学。
当然，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在被不断割断。新文化运动只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科学对照的是器物，民主对照的是制度，就是没有理念，相对的，它不接受西方的宗教，却把自己的传统理念整个割断。没有理念，人就变成跟禽兽一样了，任何事情只求利害关系。这种趋势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没有经历一个反复的挽救传统文化的过程，只不过把对理念的要求转向了宗教，这也是台湾佛教盛行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大谈“国学热”，内心里面有“乡愁”
《文化广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内地“国学热”持续至今已有10多年，它的兴起有独特的背景，在您看来，未来的“国学热”还会以怎样的趋势发展下去？
傅佩荣：中国经济在这10年内大力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只要成为经济强国，在文化上就一定要找到自我认同，怎么好意思说“我们没有文化传统，接受的都是外来文化？”所以，内心里面有一种“乡愁”。小时候父辈讲过一些孔子、孟子、老庄的故事，现在我们成长了、面对西方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能随口讲出一堆耶稣、苏格拉底的小故事，我们该讲谁的故事呢？经济代表器物，社会制度慢慢改善，接着就是理念，儒家、道家……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化理念来支撑。这时候一定要小心了，这个理念最怕被讲成意识形态，最怕被说成教条，为什么这两年人家找我讲国学，我非常乐意呢，就是要设法避免让传统文化变成另外一种教条，像“中华文化一定最伟大”这种论调，而是成为我们内心的信仰。
我是一个学哲学的，我认为怎么“热”都没用，新加坡曾经把儒家伦理学变成教科书，李光耀邀请了全世界的国学专家到新加坡，当时我就认为没希望。连人性都搞不清楚，怎么教孩子呢？我建议，面对“国学热”，国人应做的是正本清源，把握机会，好好学习，我们所做的只是桥梁，希望带领大家找到原点。
《文化广场》：前段时间，就“国学热”话题曾采访《炎黄春秋》主编吴思，他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官家文化而非儒家”，您如何看待？
傅佩荣：也不能这样说。文化是什么？器物、制度、理念，理念才是文化的主流。两千多年来，忠孝节义，民间戏曲，都在反映这些理念，它们从何而来？儒家嘛。所以我们说儒家代表传统文化的主流，是没有问题的。官家哪里有文化，它只是个政权。民间真正流传的还是一种宗教仪式，祭拜祖先，门上贴的对联等等，都来源于古代的信仰，这信仰也相当复杂，一个是直接从古代传承的，一个是道教特意造成的，一个是外来的佛教影响。像三纲五常这样的观念，虽是儒家被利用之后非常具体的规则化的结果，也同样作用于民间。理念可以被调整跟替代，不能被整个消灭，一个文化最怕没有理念。
国学热与《丧家狗》之争
人们极容易把傅佩荣比附成“台湾的于丹”。事实上，去年和今年，傅佩荣曾两度和《百家讲坛》讨论合作。线装书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已着手把傅佩荣讲古典文化的系列书籍在内地翻新出版。
8月3日，这位享誉两岸的国学专家莅临深圳，在南中国名师大讲堂开坛论道。本报记者在他下榻的酒店进行了独家专访，“30岁以前一定要学孔孟，40岁之后就得学老庄”，“谁有使命继续开‘国学’这部车，孔子就是会开车的人”，言谈之间，风趣幽默、磊落率性纤毫毕现。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大哲学研究所硕士，台大哲学系所主任，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专攻宗教哲学。商战名家网专家。五十岁以后，专心注解传统经典，已重新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展现温故知新的哲学智慧，对于当代的经典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融贯古今与中西，是当代新士林学派的重要代表。著作九十多本，有声书数十套，学术论著如《儒家哲学新论》、《儒家与基督宗教的会通》融汇中西，结构严谨，创见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