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论”版上《“学者明星化”不是洪水猛兽》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应该正视明星学者，应该看到这些学者的出现有进步意义，甚至认为“学者明星化”是一种趋势。（《深圳商报》12月6日）

“学者明星化”是一种趋势，或许在某些人看来的确是这样，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似乎成了明星，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学者明星化所带来的破坏性。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知识分子需要在新的社会框架内，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新的价值确认。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又是以独立和独特为前提的，分工同时意味着选择的可能性，学者正是以其作为知识载体的特殊优势，获得了多种选择的机会，从而使学者队伍面临重新选择社会角色的问题。选择的结果，一部分学者投身市场，与市场相结合，所谓的“学者明星化”就出现了，另一部分未能直接进入市场，以学院化的方式生存。

但是，社会角色的重新选择现象本身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方面，使得学者内部由于经济利益所导致的巨大差异会在他们的心理上、行为上产生不平衡的状况。另一方面，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存在自身的偏差。如进入市场的一些学者，他们在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方面，缺乏超越意识和对社会的总体性的关怀，有的甚至完全被利益所驱使，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起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而未进入市场部分的学者，其学院化的生存在强化了学者独立性和独特功能的同时，也使知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加大。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学者的自觉，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共同努力。

那么，由此看来，我们能说学者明星化是一种趋势吗？当然不能。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费希特还特别强调：“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

毫无疑问，现在需要建立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这一责任必然落到作为学者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责任，并非是“学者明星化”就能实现的。事实上，我国学者需要高度自觉和自醒才能应对当下的复杂局面，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