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十大烂书榜”发布，从于丹、易中天到韩寒、郭敬明，从刘太医、王晓方到宋鸿兵、夏世清，去年的畅销图书几被一网打尽。我的一位朋友朱四倍先生就之发表评论，认为这个“十大烂书榜”虽有夸张的含义在内，但是道出了当下的一个实质问题：商业化法则的横行。它直接表明，以商业化叙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正在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极端感性地迎合了人们的审美趣向。商业化叙事非常注重制造卖点，向大众献媚，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恰如资本迎合一切需要一样。（1月7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我以为，与我一样没时间读那十本“烂书”的朱先生，附和“十大烂书榜”的观点颇不中肯。

“商业化法则横行”有啥不好？我们本就处在商业化时代，在这个时代，“商业化法则横行”，实在太正常不过。如果硬要认定“非商业化法则横行”——计划经济法则横行才好，那是不是说，我们还是该退回到一切都计划、一切都匮乏的时代？

说什么“以商业化叙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正在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极端感性地迎合了人们的审美趣向”？这样高深的表达，让普通人莫名其妙。莫非，这样的高深，才是非“极端感性地迎合了人们的审美趣向”？可这样的高深，与一些专家学者经常自以为是地推荐的什么“好书”一样，只能让人撇嘴。

说什么图书的“商业化叙事非常注重制造卖点，向大众献媚，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恰如资本迎合一切需要一样”。言外之意，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不该制造卖点，向大众献媚。可试问，在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的当下，好事的媒体组织这样的“烂书”评选活动，一些专家学者积极响应参与，不也正是在“制造卖点”，“向大众献媚”？

图书的功能，其实并不单一是只供少数精英学术研究的奢侈品，它的主要功能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播知识，服务于人们工作和学习的需求；一是愉悦身心，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迎合着这两种需求，图书出版也从来就有“精英”与“大众”两个传统：一是严肃的论述，比如《论语》、《史记》、《四书集注》、《歌德谈话录》、《六祖坛经》之类，这类图书一般属于小众范围；一是轻松的休闲读物，比如《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张爱玲〈色·戒〉》之类，一般属于大众范围。而人的素养不同，读书的口味也不尽相同，需求因此也有区分，唯其如此，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好书和烂书的标准。图书的“好”与“烂”，少数专家学者的意见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在中国，图书出版在多数时候是“学术”和“精英”居主流。这种情形，既正常，也不正常。说正常，是因为任何时代，图书的“学术”和“精英”居主流，才利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正确的读书导向和主流价值观；说不正常，是因为“学术”和“精英”居主流，往往是非正常政治生态环境（比如古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代的“文革”）所促成，是以限制写作、限制居人口多数的普通公众对图书的大众化需求为代价的。随着社会民主政治的更加开明，人们有越来越多的写书读书自由；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工作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人们愉悦身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随着中国大众文化崛起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图书从“圣人言”的高阁下移，成为平民百姓的寻常。图书大众化趋向必成大势。这大势，想必不是以“烂书”相贬所能改变的。

不错，图书出版需要批评，大众读书也需要引导。但那批评和引导，不应以否定一切的评选“烂书”的作秀方式，而当以鲁迅先生曾经提倡的“剜烂苹果”的方法——有好说好，有烂说烂，剜去烂的，留下好的，如此，我们的图书出版和广大读者才能从中真正受益。而写书出书，也当如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样，“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否则，就难免遭反诘：向大众献媚的“烂书”评选，究竟是要免费为“烂书”作义务宣传，还是组织者利用专家学者为自己攒眼球？（汪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