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美丽 ——读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感怀 □李乃龙 周汝昌与国学大师胡适从“一面旧城东”之后，便结下了长达数十年的学术因缘，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我与胡适先生》一书详实生动地展示了这段漫长因缘的终始。学人从此书中必然获得的学术史价值姑且不论，我们这里要领略的是其中不可复制、难以再得的那份散发着墨香的文化的美丽。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泰斗，其享成名久矣哉！但1948年的周汝昌不是泰斗，只是在学术上才露尖尖角的“小荷”，说他是一介寒门学子并非过谦。而胡适在社会地位上已是中国第一学府之长，在学术上也是公认的泰斗中的泰斗。周氏一篇有关红楼梦的考证小文章，本无以此为阶梯搭上胡门登堂入室之意。胡氏却于文海中慧眼识珠，延之府上，借之以珍版红楼。做古代文学研究这行的都明白，旧版原典对于研究的意味，是故胡氏视学术为公器之意，惜才之心，一借而见。周氏身为初登学术之途的学子，未必以研红为一生事业，但胡氏《甲戌本》这一送，有如助推器，为红学史送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红学家，周氏于本书有诗曰：“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这段夫子自道，道出了作者回望自身走上红学不归途时对胡氏所起的巨大作用的深切体认。胡氏识才，法眼如炬，度人成佛，不唯自度而已。那份来自文化高端对低端的眷顾以及这份眷顾带来的绝版美丽，让周氏感念，更让我们深深憧憬。 回忆性文字总要说到作者自己。说自己的文字总会自觉不自学地虚美隐恶。但周氏则不然，他在书里写了自己的坚持和坚持中的不敬。伟大作家从来都是复杂的作家，其人其文，见仁见智，势所必然。曹雪芹即其显例。对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说法，胡氏不同意周氏的结论并非尊贵对卑微的不屑，是纯粹的学术。而周氏的坚持则体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不凡勇气。对于周氏的不敬，胡氏一笑了之，胸襟气度更是不凡。 胡氏去台不久，隔海的大陆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学术政治化运动。红学成为漩涡，顶戴红学家的周汝昌不能置身其外，特别是他与被视为敌对阵营的胡适的关系，更成为批判的靶子之一。周氏在磨难中长大了，长大的不只是学术而已。他对众皆毁之的胡氏深加礼敬，这礼敬是由衷的，在倾尽心血的《红楼梦新证》中于胡适后加“先生”这一敬称在那个时世里足以见出这一点，可这份来自学术也来自人格的敬重最后却变成了贬损，书出来后“先生”二字全被去掉了。隔海的胡氏并不知这种苦衷，但他读了书后却深为叹服，命人代购赠人，文章引用其中成果，以“好徒弟”评之深以为慰，大有“到处逢人说项斯”之风。那份胸怀，不能以他眼前的台湾海峡作譬，须当以其身后的太平洋方可拟之！其仁者胸襟，令人高山仰止！ 当下电子时代，多少学人交往可能形成的佳话，都已随着声波一闻即逝。如此看来，周胡二氏的纸本书信，正是一份不可复制的美丽。 相关链接 《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定价：3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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