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因为身体犯病，从医院回来又继续赶手头上的剧本，杨争光关了手机，拔掉家里的电话线，于是拉拉女士这回又没能见着他。

拉拉是塞尔维亚著名的汉学家，几年前把《收获》里杨争光的中篇《老旦是一棵树》翻译成斯拉夫语，被一个法国导演看中，把它拍成了法国电影，制成了DVD全球发行。这个女翻译家，一直追踪着杨争光的作品，去年又把他的《棺材铺》、《土声》、《买媳妇》、《姑娘串门》等多个中篇翻译成塞尔维亚语，那时她还没有见过杨争光，一直是靠打听到的电话号码跟杨争光保持联系。去年因为杨争光身体不适住了医院，联系中断了，“我那时很着急，我打《收获》杂志的电话，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电话，他们说没有人知道他躲哪儿了，说不定出国啦！”

拉拉说那会儿她急得快要哭了。

后来，《杨争光中篇小说集》的翻译成果给拉拉带来了国家级的荣誉，它作为2004年的重要译作，代表塞尔维亚被送到了德国，参加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

今年3月，对杨争光心仪已久的拉拉女士终于找到了活过来的杨争光，她专门来到陕西杨争光的老家，要亲眼看一看那个作为杨争光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背景的符驮村，还有村里的那些人物原型。

那天，两人迎着关中平原隆冬的风，在村边的大坝上指点江山，交流文字，其情景就像一幅关于二战的电影海报。我拍下这张颇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拉拉向我要，于是我跟拉拉也成了朋友。拉拉跟杨争光是同龄人，她的中文讲得很顺溜，两人经常谈论美国与伊拉克，拉拉老说：“那些美国人真坏！”争光老是模仿她讲话的调子。

拉拉一天至少要抽两包烟，一天半夜她睡不着，跑到我的房间聊天，自然还是谈杨争光的作品，她照样烟不离手，问我怎么看《从两个蛋开始》。我说，它令人捧腹大笑然后又想大哭一场。那是一本充满了阅读张力的小说，以冷峻的语言，以幽默的方式，以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串出了一个荒唐的年代，行文干净，收放自如，看似散珠子，漫不经心地抖落，却是举重若轻。

她说里面虽然有很多方言，但她还是看懂了。“我很感动，通过它我更了解中国的农村，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的那个时代，我也在国外看了很多关于它的评论，说它是中国当代一部很厚重的编年史，只是以小说的形式，现在我准备翻译这本小说，希望你告诉我更多……”

凌晨她才离去。她留下的一屋烟雾令我难以入睡。

原来一部好的作品，它产生的力量会超越民族和国界。当它变换成另一种语言时，那些人物的性格与感情，还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的纠缠，依然会穿破不同语言的屏障，抵达异国读者的心灵。无怪乎拉拉说，塞尔维亚人现在最喜欢的中国男人就是杨争光。

上月底，拉拉带着由争光的中篇小说《老旦是一棵树》改编的电影DVD，还有《杨争光中篇小说选》的塞文版来到中国，可再次因为遇上杨争光身体不适，联系不上，两人失之交臂。拉拉把争光的作品从上海快递过来，托我帮她转告。她说，等争光身体好一点，时间多一点，她想邀请他到塞尔维亚去。

杨争光应该喜欢那个从南斯拉夫分离出来，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山地国家的。这个前两天被电影制片人拉到香港住海逸酒店，却拒吃法国大餐，天天嚷着要吃北京水饺的人，好在呆在了深圳。因为深圳有三山五岳的人和五湖四海的菜，它起码有面点王，让他随时可以吃上羊肉泡馍。

最近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的台湾版也出来了，他说他现在既然呆在城市，也该写写城市了。他答应关爱他的深圳人，会用三五年的时间，深入生活，写一部关于深圳本土农民城市化的作品。这个题材由他来写再贴切不过了。从农民转型到城市化居民那种内心细腻的演变过程，没有人比他更懂。他说现在最需要的是潜下心来，哪儿也不去，好好地体验充满激情与动感的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