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12次自费调查艾滋病

“以前觉得艾滋病离自己挺远的，没料到，它已威胁到身边的亲人。”

20年前还未闻艾滋病大名的中国，今天已是内地31个省份均有蔓延的国度。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有84万人，其中只有5％的人可以找到，而其他95％则隐没在茫茫人海中。

这意味着，每130人中就有一个。

在西方国家，吸毒、针管注射等是病毒传播的首要原因，而在中国，最大的祸首可能不是吸毒和不洁性行为，而是因为卖血、某些职能部门管理混乱而造成的集体感染。

——摘自《“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

艾滋病已经威胁到身边亲人了

杨松，《“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的作者，现在是浙江传媒学院大二的学生。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了这份21万字的调查报告。

10月，记者在杭州见到杨松。“你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艾滋病呢？”杨松向记者讲了自己的故事。

1999年，杨松中专毕业回乡——山西省南部一个小县城。“当时，我知道我们这边卖血的情况挺严重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老家已发现有人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更让他震惊的是，自己的学费中就有一位亲戚卖血换来的钱！“以前我对艾滋病了解不多，觉得这都是‘外国病’，离自己挺远的。没料到，它已经威胁到了身边的亲人。”

从那时开始，艾滋病问题就引起杨松的强烈关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查阅了大量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书籍资料和媒体报道，并收集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信息。“当时，我也在老家和附近的几个省作过一些调查，发现几个地区的艾滋病感染似乎都与卖血有着直接的联系。”

“当时的视觉震撼太大了，让我欲罢不能。”杨松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尽管有自己一心想做的工作，但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2004年杨松还是参加了高考，成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的一名大学生。此时，他已经23岁了。

高考一结束，杨松立刻在河南省一些地区实地调查。此后的一年多里，每逢节假日，杨松就一个人悄悄地去那里搜集资料，短则两三天，长则半个月。

学校对大一新生管得严，想请假并不容易。有时候，杨松坐周五晚上的火车，第二天中午到考察地，然后在周一早上7时赶回学校上课。为此，杨松工作5年攒下来的7万元钱，除了交学费，大部分都用在了对艾滋病的调查上。

他与艾滋病患者一起吃饭喝酒

在考察地的那个村庄，据官方统计，全村3000多人口中，20％~30％被查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在考察地，杨松与艾滋病人在一起，吃他们夹的菜，喝他们酿的酒，握手、整夜促膝长谈。说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但凭着对艾滋病知识的充分了解，他清楚地知道可能造成感染的情况，并且非常注意自我保护。“他们让你坐就坐，他们让你喝就喝！推推搡搡的话，受伤了有创口就有危险。”如果患了口腔溃疡，他就不在村里吃饭。“在那里，走路一定要小心，路边经常能看到一些废弃输液针头，要注意不能被扎到。”

“我们几个都有病。”第一次进村，这里的村民对艾滋病的态度让杨松有些吃惊：他们对陌生的来访者并不隐瞒，一个已患病的孩子甚至主动让杨松为他拍照。

“现在，村里的患者与健康人相处起来已相当自然。”杨松说，很多村民对艾滋病知识都了然于胸，患病者也都能够积极配合治疗。他认为这应该与政府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

“看，这个小孩多可爱啊，也被感染了。他的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妈妈也得了艾滋病，爸爸是家里惟一没被查出问题的人，可他自己跑去外省打工再也不回来了。”

“这个是前几天出殡留下的。村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他们知道，也许哪一天，躺在棺木里的就是自己。”

杨松指着自己拍摄到的照片，一一介绍道。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访了几十名艾滋病人、卫生局退休干部、卫生所医生、乡政府官员，用诚意打开了很多不愿轻易打开的话匣子，对艾滋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拍摄了500多张图片。

“死亡的威胁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一块重石。”杨松说，只要不发病，村里的部分人还是不愿意去检测的，“就算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但还不想捅破它，怕承受不了那个压力。”

尽管如此，村口不远的田地里每年都在添新坟，死者绝大多数是因为艾滋病。

疯狂的“血浆经济”侵蚀着村庄

这个偏僻、贫穷的村庄为什么会有大范围的艾滋病感染？杨松说，是卖血，是疯狂的“血浆经济”。

这个村庄为摆脱贫困，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当地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具体到其中一个只有800人的小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

有村民告诉杨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这个胳膊是化肥，这个胳膊是种子。”如今，村民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句风靡一时的顺口溜：“一弯一蜷，50大元”。

杨松说，一家较大的医院有医生告诉他，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卖血和被动输血者。

卫生部门有人告诉杨松，在“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时，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甚至是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最巅峰的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00家。除此之外，未经批准的非法血站无从统计。”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上午到县城卖血，一扭脸又跑到外地卖去了。”一名老者亲口告诉杨松。“我一年最少卖300次，平均差不多每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管血是常有的事。”村民阿勋说。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上，这个规定形同虚设。

就这样，由着艾滋病病毒随着携带者像幽灵一样在中原游荡，毁掉一个个肉体的健康，侵蚀一个个贫困的灵魂。”

艾滋孤儿的教育成难题

今年暑假，杨松带着另外8名同学走进了一家艾滋病孤儿院支教。这家孤儿院是在原养老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园内建有阳光小学，现有9名专职老师，都是教文化课的，音乐、美术等教师缺乏，所以学校相当欢迎这支支教队伍。

“这种孤儿院与学校合在一起的模式有它自身的问题。”杨松说，在他们去支教的短短10天里，这里就接待了4拨参观者，孩子们站在校门口，早上迎接晚上欢送，中间还要表演唱歌跳舞节目，基本上一整天上不成课。“六年级的学生，英语单词念不出几个。”他说，“这里一共有两个初中毕业生，但都没有考上高中，就是因为文化课底子太差了。”

“孩子大都有心理创伤，有的孩子不适应这样的集体环境。”杨松认为，除了政府设立的这种孤儿院以外，孩子们似乎更需要一些分散抚养方式，家庭的感觉，正常的环境。“我想，解决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是不是应该在方式上实现多元化？”他这样建议。

受歧视导致更多社会问题

按照计划，今年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之前，杨松的书就能出版了。但他却说：“一切还远没有结束”。

事实上，杨松并没体会到完稿后的轻松和心血付梓后的欣喜，因为这本书里包含着太多的苦涩和沉重，以及调查中他所了解到的那么多令人惊讶、悲愤却无奈的现实。

杨松很欣赏救助过多个艾滋家庭和艾滋孤儿的著名慈善家、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所说的这段话：假如艾滋病是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燃烧。目前最急切的任务是在火场中救人，即减少艾滋病患者所受的痛苦，让患者的遗孤得到关爱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起火原因是意外还是蓄意纵火，是谁人放火等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次要。与其隔岸观火，高调炒作，追究责任，不如亲临火海，低调实干，救火救人。

作为一位当代的大学生，杨松说，自己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中国青年报供稿）

如今，很多人对艾滋病知识都了然于胸，患病者也都能够积极配合治疗。（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