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红小鬼”
听他们诉说那些漫漫征途上的激情岁月
人参“撑”我出了草地
“那会儿，稍不坚强人就完了。”
采访还没开始，86岁的彭胜昔就发了一番感慨：“我14岁就参加长征，那是咬着牙走下来的。”老人说，长征虽苦，但是也为后来的人生打下基础。“西北开荒31年，‘文革’中逃亡13年，要不坚强，我早就完了。”
14岁开始的远征
彭胜昔踏上长征路时，刚好14岁。
和许多那个年代的少年不同，彭胜昔并非目不识丁，他念过6年书，这在他后来的红军生涯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红军里能认字的人非常少。”彭胜昔回忆说，“13岁时，我偷偷离家出走，参加了红军。”这一走，害得家里人苦苦寻觅。悲伤无奈的父母亲又收养了一个孩子。直到1951年，彭胜昔回到家乡——江西省永新县高汶村探亲，家里人才知道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
“当时，红军也嫌我太小，我就骗他们说自己15岁。”
就这样，彭胜昔做了红8军的宣传员。当时的红8军军长就是仍健在的开国上将肖克。
因为彭胜昔会读书识字，很快就成为军里的一名组织干事。“虽然年纪小，但那也是一名红军干部了。”彭胜昔回忆说。
1934年，彭胜昔成为肖克领导的红6军团特务连文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红6军团是最早踏上长征的红军队伍。1934年8月，6军团率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西征。彭胜昔回忆说，西征就是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
“我们从晚上6点出发，从永新、吉安间穿过敌人封锁区。”老人回忆说，“当时，部队不像行军，更像大搬家。连印报机都带了。结果，我们头一晚上只走了15里地。”
当年只有14岁的彭胜昔是连队中年龄最小的“红小鬼”。“文书也是干部，有专人为我挑文件。我还是通信员、饲养员、理发员等一支小小队伍的领头人。”
10支人参“撑”他走出茫茫草地
采访前，记者听说彭胜昔是被人背着走出草地的。采访时，老人却说：“我从没叫人背过。”
彭胜昔说，自己能走出草地，可能是因为年纪小。另外，还有一小捆人参。
渡过金沙江，部队休息3天。“我们打了一家土豪，把他家的东西摆出来，部队允许每人拿一样东西。当时，有人拿金子，有人拿衣服，我想，行军路上又没有机会花钱，就拿了一小捆人参，共10支。也许就是这10支人参，救了我的命。”
彭胜昔后来调任17师49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仍然是全团最小的红军。
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请他们吃羊肉。“那时哪有什么做法，就用水煮着吃，我们这些吃不惯膻的南方人，好多人都吃吐了。四方面军的战友就说，你们一定要吃，否则就过不了草地。”
很快，彭胜昔就开始怀念起那顿羊肉了。
草地会师后，部队改编，彭胜昔到模范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老人回忆，过草地前，他总共带了5公斤粮。当然很快就吃完了。“原来说，前面的部队会在路上给我们留一些羊，结果，一只都没有。”部队开始杀马，接着就开始烤皮带、吃野菜。
彭胜昔回忆，一开始，大家还找高一点、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后来，又累又饿，连挑地方的力气都没了。开始还用棍子支一块布挡雨，后来，都是就地而卧，一下雨，人就会陷下去。“有时候一觉醒来，睡在附近的战友就不见了。”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友就这样牺牲的老人哽咽了。“我人小，身体轻，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危险。加上那几支人参在关键时刻可以咬几口，我幸运地走出了草地。”
1936年10月，彭胜昔走完长征路。这一年，他16岁。
长征后的远征
1938年，彭胜昔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当时，胡耀邦是大队政委，彭胜昔是一名指导员。
1941年年底，彭胜昔调到中组部。“我去看望胡耀邦，他问，你为什么改名彭泽呢，我看了名单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他还说，胜昔多好，有涵义，改回来吧。”胡耀邦改回了彭胜昔的名字，也把他调到留守兵团直属政治处当主任。
后来，彭胜昔跟着老领导王震将军进军西北，在新疆一片亘古荒原上开出了“军垦第一犁”。他也担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处处长。这一去，就是整整31年。
“文革”中，彭胜昔很快受到了冲击。从此，他离开新疆，在全国各地流浪。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像在长征中一样，一次次保护了他。这一躲，又是13年。
1978年，彭胜昔才敢到北京找胡耀邦。经胡耀邦亲自安排，1981年，彭胜昔回到家乡，先后任江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1984年，王震来江西，问起彭胜昔。见到他后，王震大喜，拍桌子“骂”道：“你这个‘逃兵’！知道我来还不来看我？”（新华社供稿）
年仅十岁的“老兵”
10岁参加红军，1936年到达陕北时兵龄已满7年。吴世昌笑着说：“1930年前的红军不多，所以军长和政委都叫我‘老兵’。”
“赖”在了红军队伍里
吴世昌是红四方面军主力30军的红小鬼，他说的军长和政委指的是程世才和李先念。
“1929年，父亲去世了，舅舅把妈妈卖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我被寄放在光山县城父亲的把兄弟家。”吴世昌回忆说。谁知，吴世昌被送过去的第二天，红军打下了光山县城。他被当成国民党军的家眷俘虏了。一个红军干部把两个银圆放在他的手上，无家可归的吴世昌却死活不走了。从那时起，他成了一名红小鬼。
1935年6月，吴世昌随30军到懋功迎接中央红军。“李先念政委让我们洗澡，洗衣服，还要准备礼物送给中央红军。”吴世昌在身上摸了摸，除了一个破斗笠，什么都没有，便找了点羊毛线，把斗笠给修补好了。“看到中央红军后，大家好高兴啊，尽管互相不认识，但都抱在一起叫啊跳啊。有个很瘦的中央红军战士上来把我抱了起来，我就把修好的斗笠塞给了他。”吴世昌回忆说。
曲折的“回归”之路
1936年，吴世昌踏上了西征之路。
“我们在河西走廊，被敌人的骑兵来回冲杀。”一提起西路军，吴世昌老泪纵横，“突围的时候，天降大雪，乌云满天。”敌人的骑兵又追了上来，部队建制完全被打乱。一个干部悲壮地高喊了一声：“党中央在陕北，同志们往东跑……”吴世昌哽咽地说：“我一辈子都记住了这句话。”
包围30军的有西北军马禄的一个旅。红军东渡黄河时，曾放过马禄一条生路，再加上这个人认为红军能打仗，所以一般只抓不杀。搜山的敌军抓住了吴世昌。年龄小又机灵的他被马禄看中，选到身边当了勤务员。
吴世昌说：“如果是被马标的暂编骑5师抓住，我就不可能活下来了。”
当时国民政府拨给当兵的军饷是每月8元，但马禄只发2元，吴世昌则一分钱也没有。
“他常用军车拉着积攒的银圆去西安卖，车上贴着‘弹药’字样的封条。”吴世昌伸出手指比画着，“我跟着去了好几次，每次都住花园饭店的豪华套房。”
1937年9月底，吴世昌跟着马禄又来到西安。一个百货商店的小伙计看他穿着西北军军装，讲着河南话，便悄悄地对他说：“你肯定是红军。”
吴世昌大吃一惊，这才得知红军已变成“国军”了，而且在西安有办事处。
吴世昌的血沸腾起来了，大半年来，他耳边一直回响着那句话：“党中央在延安，同志们往东跑……”
一个星期后，吴世昌逃了出来。他先坐火车到了西安，然后又花5块银圆的高价包了一辆人力车，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进门，正好是一个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值班，他惊讶地大喊一声：“‘老兵’，你没死啊。”一声“老兵”，吴世昌泪如雨下……（新华社供稿）
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
向轩今年80岁了。
这位7岁参军、9岁参加长征的老人，曾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的病房里，我们见到了向轩老人。他穿一身洁白的病员服，右裤腿卷着，露出脚脖处的伤痕，那是他7岁参军时留下的纪念。
2岁坐牢，7岁参军
“我1926年出生在湖南桑植，母亲贺满姑，是贺英的妹妹，贺龙是我大舅。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妈妈就带着我上山打游击。两岁时，敌人抓住了妈妈，被绑在桩子上一刀刀割死……哥哥向楚才、妹妹金枝和我一同被关进了大牢。贺英大姨设法买通了监狱看守，把我们救了出来。”向轩回忆说，“从此，我管贺英叫妈妈，很多人由此认为我是贺英妈妈的亲生儿子。我自小跟着她习武，三四岁就能打手枪了。”
1933年4月12日，这是向轩终身难忘的日子。农会委员许潢生叛变，团防大队偷袭了游击队。因为寡不敌众，贺英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提起贺英妈妈牺牲的那一幕，老人忍不住泪湿衣襟：“临死前，贺英妈妈塞给我两支沾满鲜血的手枪和四块银元，要我快跑，去找大舅报仇。”
“趁着黑夜，我胡乱地往山上跑，子弹从身后飞来，右脚脖不知什么时候被打中了，我昏倒在山里。幸好遇到了来接应的廖汉生他们，我才得救。解放后，总政和成都军区商定，我的军龄就从那天算起。因为那天我拿起贺英妈妈给我的枪参加了战斗，并且负了伤。”
违反群众纪律，挨了贺老总一顿批
“小时候，我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经常把贺英妈妈和大舅的手枪偷出来打。部队过云南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老百姓的一匹小花马，这匹马看起来很乖，我一高兴，跳上去就把马骑跑了。”向轩回忆说，“舅舅为这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
贺龙对孩子要求一向都很严。向轩回忆说：“像我的表哥肖庆云（贺龙的二姐贺五姑之子）也在部队干，舅舅对他的提拔就很限制，总是比同龄的同志晚一些。还有舅舅的堂弟贺文玳，退休时的职务是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比我了解得更多。”
过雪山草地牺牲的同志很多，贺龙鸣枪为烈士送行
“1936年，红2、6军团根据红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决定北渡金沙江，到川康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等我们一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赶到江边的时候，发现渡船很少，部队渡江困难。前面大江汹涌，后面追兵步步紧逼，形势非常危急。关键时候，舅舅站出来说，家属和小孩都往后站，让战斗部队先过。我们这些小鬼，都是最后才过江的。这一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长征中，红2、6军团牺牲的同志很多。过玉龙大雪山的时候，山顶有一段空气稀薄，好多战士都倒在了那里。那天，首长们没骑马，马都用来抢救伤员了。过了雪山，看到那么多同志没能走过来，舅舅、任弼时都很悲痛，晚饭都没吃。”
“长征的时候，我是通信班副班长。我们通信班有十几个人，都是些小鬼。组织上照顾我们，给我们年纪最小的3个人配了一头骡子，每天轮换着骑。3个人中我最小，有个叫辛先柱的大我一两岁。他的父亲是军部的炊事员，每天背着行军锅，一到驻地就忙着给大伙做饭，过草地的时候粮食缺乏，他的父亲总是优先保障战友，最后自己因饥饿牺牲了。”
“辛先柱的父亲下葬时，贺龙来了，他拔出腰间的手枪，对天鸣了3枪，为烈士送行。”
记者问向轩老人，长征给他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长征一路上虽然很苦，牺牲的人也很多，但大家始终有一种信念，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我不会走到今天。”老人说。
向轩曾任成都市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正师职）。目前，老人在成都一处幽静的干休所里安享晚年。（新华社供稿）
长征途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
70年前，有数以千计的红军女战士走上漫漫长征路。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只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富家女闹革命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闹”成了小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快着呢！”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长征中的宣传员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她被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CCTV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