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个"长住客"令救助站陷尴尬
记者走近这批“无家可归”的特殊人群，有人刻意隐瞒身份住址，只为能长期蹭吃蹭住，享受免费医疗待遇
在深圳救助站有这样一批特殊人群，他们最小的6岁，最老的70多岁，每天免费吃住在此，一旦生病由救助站送医院请护理。去年，光医疗费深圳救助站就花了100多万。
3年前的8月，因为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随着《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诞生，地处银湖的收容所也因应政策的改变，换上了崭新的大牌子——深圳市救助管理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慢慢形成了一个隐性的“福利院”和“养老院”。
这批人住得最长的足足两年。救助站的焉科长说：“这里条件算是不错，未成年孩子每天有鸡蛋，老人有肉粥……”有人便赖着不走了。“长住客”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没有身份证，二是不肯说出住址。明知他们蹭吃蹭住，救助站也无计可施。分管业务的肖副站长说，深圳站目前就有27个人不肯回家的。
"长住客"档案
22个未成年孩子5个大人
多为残疾弱智或身体有病
肖副站长介绍，27个“长住客”当中，有22个18岁以下的未成年孩子。有7个是哑巴，不会手语；另有5个弱智残疾孩子，有的甚至生活不能自理。
此外5个“长住客”为成人，三男二女。成年人大都身体有病，不能说话或者不想说话；有的是神经有问题，说不清原住地，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工作人员多次按着他们提供的线索寻找，都无功而返。
他们这些人均是这两年间由公安执法部门护送过来的。“能送走的都送了，剩下这些人送不回去。”救助者讲的地址往往不存在，亲戚电话也都不是真的。
近距离接触:
“长住客”每天怎么过？
下午1时，记者走进男区。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不露天的一侧是电视室，几十张固定的塑料座位，中间是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几十个孩子和数个成人饭后在看电视。他们见到记者便迅速围过来。但跟学校所见到的孩子不同，记者立刻感受到这些眼睛里投射出来的，不是孩子们该有的眼神。
有孩子要求摄影记者给他拍照，另一个孩子接近记者打开的摄影包。工作人员马上提醒记者注意，“这里八成以上的人都有偷窃或抢劫纪录，他们速度很快的……”
院子的另一端是课室，救助者进来后，要按规定上足22天的课，内容包括5个专题：法律基础、社会常识、思想道德、文化知识、劳动技能，另外还有一些体育活动。但对一些“老油条”来讲，根本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肖副站长说，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小混混，老油条，恶习很多，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还有一些是被拐骗过来的，人贩子和他们的父母签下合同，把他们“租借”过来，然后训练他们去偷，去抢。他说里面不乏一些本质不坏的孩子，但他们不相信政府，有人试过吞钱币自杀，撞墙自残。
被遗弃男孩：
患小儿麻痹吃喝拉撒在床上
在大通铺中间记者见到陈炜，他下身没穿裤子，，但一点也不羞涩。因为小儿麻痹，他手和脚都不太正常，两脚对弯，像一个完整的括号。他必须躺着，吃喝拉撒全在一张单人木床上。对瘦小得不像12岁的男孩陈炜，床显得很大。
阿炜会说普通话和粤语。他说自己是韶关人，家里只有妈妈和姐姐。一年前，一个相熟的叔叔把他带到深圳一个小区外，“他留给我一瓶水和一个面包，但不够吃呀，我很饿，后来派出所的叔叔就送我来这儿了。”
住他隔床的一个头缠纱布的小孩突然拿手捂头，嗷嗷哭了起来。陈炜说：“他昨天被一个傻仔打破了头，又疼啦！”问他天天躺着难受吗，他嘻嘻笑道：“不会，有很多人走来走去，好玩。”
没身份女人：
姓名及年龄半年来总在“更正”
她自己告诉记者她叫邓红，但救助站的档案上，她的名字叫王碧清。她说她24岁，爸爸姓王，父亲是被人掐死的。外表至少有三四十岁的邓红还说她是四川人，十五六岁就被人强奸，之后拐卖到梅县大埔，被几家人逼着干活，她生了3个孩子，有2个死了。“我逃了出来，到处流浪，我妈妈和妹妹在广州。”问她为什么不去找妈妈，她说：“我不知道她们在广州哪个地方呀。”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女人所说的都得不到证实。半年前进来时，她说她十六七岁，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
像邓红这样身份和年龄无法求证的人，救助站里很多。她装傻还是真傻，记者也无法辨识。她很热情，笑容灿烂的，在女区的电视室里招呼记者就像家里来了客人一样。
最长久住客：
无名老人特护照顾两年多
七十来岁的老无是救助站最长的住客，两年前是抬着进来的。瘫痪的他在街头奄奄一息，是好心人打110通过警方送过来的。因为他每天大小便无法自理，救助站就为他和另一个也不能动的老人请了长期特护。因为他从不说话，大家只能叫他“最老的无名氏”，简称“老无”。
老无这天居然能坐起来，但记者问什么，他都毫无反应，但老无的眼神还是比较友好的。他看着长期服侍他的特护老蒋时有种老朋友的眼光。
老蒋说：“现在他好多了，那时以为他不行了，谁知道，养着养着，一天比一天好。”
记者离开救助站不由想到工作人员面对的困境：邓红、老无、陈炜们将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离开？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