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民的方式阐释历史
“麻辣教授”易中天
人物介绍
易中天，1947年生于湖南长沙；1965年高中毕业后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中学教师1978年，易中天考上了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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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见我搂草，都看见我逮着兔子了”
在多年相对低迷的图书市场，易中天这三个字似乎成了畅销的保证，而对习惯了清静的易中天来说，在厦门家中安静地呆上几天反而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这所传说房价已经达到一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里，刚从上海签售回来的易中天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的专访。
记者：我们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这里是富人住的地方。
易中天：不是。我楼下住着出租车司机呢。这个房子刚开始的时候价位并不高。
记者：但是现在易老师在人们的心目中，你已经属于有钱人的行列了。
易中天：什么叫有钱，多少钱叫有钱，其实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一个教书匠凭着自己劳动，挣了一点钱，怎么就撑破了新闻界的眼皮了。
记者：银行里存折数字的变化让你晚上睡得好吗？
易中天：这有什么睡觉不好的，我根本不知道它在怎么变。记者：怎么说？
易中天：我是不知道，我又不去查账，又不看，一切都是电脑在自动处理。包括出版社的版税也是直接打进账户，我都不去查。
记者：走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呢？这个结果是意料得到的吗？
易中天：这个意料不到，《百家讲坛》你去讲一讲能挣多少稿费啊，一期就1000元钱。
记者：想到过有这样一种效益吗？
易中天：哪种效益？记者：名、利？
易中天：我就奇怪了，这个媒体，包括平面媒体也包括你们电视
台，还包括阁下，怎么都关注这两个字？这难道就是当今老百姓关心的事吗？不会吧。
记者：可能跟我们平常心目中的学者形象有很大的一个反差。
易中天：意思就是大家公认学者就该穷。是不是这个意思？
记者：还有一个动机的问题。
易中天：刚才你提到的那两个字，它是副产品，搂草打兔子的事，现在没看见我搂草，都看见我逮着兔子了。
2
“是电视成就了我，但是我也随时警惕电视会毁了我”
让易中天出名的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在接受百家讲坛的邀请之前，易中天的知名度还是限于厦门大学和他的专业学术领域。录制《百家讲坛》彻底改变了易中天以前规律的学者生活，每个月他都要在厦门和北京之间往返好几次，每一次到北京会录一个星期的节目。
万卫（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制片人）：有一天我们的策划谢如光老师给我说，他发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主讲人，这个老师是厦门大学的。他在电视上当别的学者都谈论很学术的问题时，他却谈到了他小时候吃了热干面的感觉，这个老师肯定适合《百家讲坛》，是一个能够受观众喜欢的主讲人。然后他推荐我来看一下他的书，就是《品人录》这本书，然后回去我翻了一下这本书。我一看，它正好符合我们当时正要推出的汉代风云人物这个系列。
记者：你看见电视上的自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陌生呢？
易中天：没有。
记者：包括电视导演都觉得你是天生的一个上电视的学者，那么所有这一切是有人帮你策划的？
易中天：没人帮我策划。
记者：他们为什么选择你？你觉得呢？
易中天：我可以不觉得。我干吗要觉得呢？我非常简单，其实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没有你们那么多弯弯绕，我就是这个活，你来找我，我就是一手艺人对吧，你来找我，那我觉得这个活我乐意干，也觉得能够干，就干了。
记者：电视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书斋里的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很别扭的东西，易老师没有感觉到吗？
易中天：我是觉得再有学问的人，它也得吃热干面吧，对吧！你再有学问的人，你也得吃喝拉撒吧。
记者：你感到舒适吗？易中天：说实话吗？记者：当然说实话。
易中天：有时候舒适，有时候不舒适。
记者：不舒适是什么时候，舒适是什么时候？
易中天：不舒适就是碰上一档无聊的节目，一个蹩脚的主持人，问的一堆八卦问题，你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就很不舒适。
记者：但《百家讲坛》不一样。
易中天：《百家讲坛》它没有八卦问题，它第一没有主持人，第二没有八卦问题。所以《百家讲坛》很舒适。要知道我是一个热爱教学的教师。在这种职业当中，能够体验到一种快感。
记者：到底是电视成就了易老师呢？还是易老师们成就了《百家讲坛》？
易中天：那我只能说是电视成就了我。但是我也随时警惕电视会毁了我。我很清楚。
记者：此话怎讲？
易中天：你一旦上了这个地方，喜欢的人看见的全是你的优点，反感的人看见的全是你的缺点。而且喜欢的人会把你的优点说得非常之优，优得不能再优，讨厌你的人会把你的缺点说得非常之大，坏得不能再坏。
3
“现在所谓批评，已经被媒体一锅煮了”
在网上，易中天的支持者们自称为“易粉”，“乙醚”，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易粉和乙醚的行列，在易中天受到易迷们追捧的同时，对易中天各种各样的批评也随之而来，焦点是关于“中国历史能否在娱乐或庸俗名义下解读”的论争。
记者：你听到过对你的批评？
易中天：听到过。没有当面的。我倒真希望他面对面的坐在这，来批评。没有人来。
记者：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
易中天：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指出硬伤，立即改正。第二个学术问题，从长计议。第三个原则就是讲述方式不争论。历史能不能这样讲，历史该不该这样讲，易中天讲的这个《百家讲坛》，是学术呢？还是娱乐？他的成功是学术的成功呢？还是商业的成功？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争论。
记者：那也有学者批评你把历史通俗化，庸俗化。
易中天：有例子吗？有证据吗？
记者：你拿现在现实生活中间发生的一些过去压根儿就没有的，垃圾股，绩优股这样的词套用在历史人物身上。
易中天：这些学者读书不多吧。这个做法古已有之，早就有人在做了，不是我的发明。比方说，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里面就讲到了，说做郎官，就是去做公务员。而我这种方式被电视放大了，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所以我说这种问题，都觉得不争论，道理就在这。
记者：如果说是学术的话，就应该严谨，但是易老师在讲课中间很多是带有想象的，猜测性质的。
易中天：比方说？
记者：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这3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
易中天：那么首先前面，食则同器，寝则同床，这是三国志的记载，把这个记载说出来不能说不对吧，对不对。然后后面那句话，不知道他们的太太在哪里？这是我的评论。你不能说讲史不能评论吧？
记者：为什么要加这个尾巴呢？
易中天：调侃。
记者：调侃跟学术有关吗？
易中天：当然可以调侃，学术的观点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述，调侃就是其中一种。
记者：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调侃呢？易老师的报告还会有那么多人去听吗？
易中天：我估计恐怕没有。如果我也拿一本学术论文在那宣读的话，恐怕台下就走光了。
记者：你会因为这些批评妥协吗？改变你的风格。
易中天：第一基本观点不会改变，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思考的一个结果，除非他能指出我思考确实有误，所谓有误无非是逻辑起点错了。或者是逻辑过程错了。那我认为只要起点不错，推理过程也不错，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我第一个扣子只要扣对了，然后顺着往下扣，我肯定这衣服是穿对了。那不会有问题。我不会改变。第二个讲法问题，我从来就是这么说话，所以让我改变说话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愿意我也做不到，那么不喜欢我这种讲述方式的，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动群众把我轰下去。他发再多的文章都没有用，他写再多的帖子都没有用，他在网上再嚷嚷都没有用。
记者：那过去可能没这个可能，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了这种可能性呢？
易中天：如果有了可能，我自觉下台嘛。如果说观众说我们都不喜欢你这样讲。因为很简单，观众他可以用遥控器来投票。对不对。
记者：那所有的批评都是没有道理的吗？
易中天：其实呢，现在所谓批评，已经被媒体一锅煮了，一刀切了，实际上在我看来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确实其中有一些是经过了认真的思考，而且想到了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
记者：比方说？
易中天：比方说，上海有一位编辑，他的署名叫老牛，老牛先生的批评就相当的有分量。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他就讲到，他说我说曹操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他说我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社会是需要规范的，做人是要有顾忌和底线的，如果大家都去做真小人，没有任何规范，没有顾忌没有底线。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问题，而且带有根本性，因此我在整理完我的《品三国》的书稿以后，非常紧张的条件下，我用了一万四千字的篇幅来回答他这个问题。而且我在这个回答当中，再三对他表示感谢和敬重。
记者：还有学者质疑，你把业变成了余，把余变成了业，你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教师。
易中天：对，我们学校呢，是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就是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额定工作量。只要你完成了额定工作量，那你至少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记者：但是也有观众提供线报说，易老师在厦门大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老师，他每周只有一次课。
易中天：我每周上一次课是因为我把这一周的课，全部排课表的时候，集中在一天了。课程并不少，因为我们是要计算工作量的，你工作量不够你要下岗，那不可能的。
记者：你告诉我说没有影响科研，也没有影响教学，但是你的名下现在没有研究生。
易中天：那是因为我已经到点了嘛。按照我们国家的退休制度，我马上面临退休，我手头一点工作做完了我就退休了。然后就本应该去过一个退休老人的安逸生活，到居委会去报到，在社区的会所里面打打麻将。那么我不去打麻将，我去上上电视，不可以吗？犯了哪家的王法？
记者：那我们很想知道一个真实的易老师，您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吗？
易中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我上课的时候从来是最大的教室，而且人满为患，要提前抢座位。
记者：《百家讲坛》之前呢？还是《百家讲坛》之后？
易中天：历来如此。
记者：挺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招致那么多的非议呢？
易中天：很正常嘛。一个东西出来以后，有人喜欢就一定有人不喜欢，有人赞成就一定有人不赞成。喜欢和赞成的人越多，不喜欢和不赞成的声浪也就越高，它是成正比的，非常正常。
4
“感到做学术的凄凉是曾经有过的”
1965年，易中天高中毕业，之后的10年里，易中天一直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作过几年中学教师，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30岁的易中天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易中天留校任教，在这期间，易中天读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另一本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的历史专著《万历十五年》。这两本书不同于传统学术著作，给易中天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记者：当年易老师从新疆考入武汉大学的时候，你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易中天：当时其实真的说实话没有理想。真没有理想。是一些很现实的考虑。
记者：比方说？
易中天：比方说那个时候，我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们调了一次工资。我就发现人家的工资怎么比我多啊。后来领导告诉我，因为他有大学的学历，你是高中学历，哪怕你的课比他上的好，你的钱也比他拿得少。我才知道学历还这么有用，那咱们也弄一个吧。
记者：很现实的一个选择。
易中天：非常现实，哪有什么理想。那么1977年恢复高考，大家说那你去考吧，我说那不能去，因为我正在教毕业班，教高三的语文，我的学生就要去参加高考，然后我跟他一起下考场倒也没有多丢人。但是万一如果他考上了我没考上，人就丢大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越过这一级，直接报考研究生。所以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时候我就去考研究生。
记者：《美的历程》、《万历十五年》当时给你最大的震撼是什么？你以前接受的教育，你以前的理解是什么？
易中天：就是好像论文有一种论文体嘛，专著有一种专著体嘛，它是一种文体嘛。所以我看到《美的历程》和《万历十五年》以后，非常震撼，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好看吗？好看。那么我读下去了吗？读下去了。读下去以后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影响了吗？受到了。然后我就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呢？
记者：所以你也开始改变。
易中天：为什么不呢？然后我就开始准备改变。
记者：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易中天：对，所以后来我曾经也学着李泽厚先生或者黄仁宇先生的这种写法，写了一篇论文，送给一个刊物的主编，主编在上面批了一行字，这是论文还是散文。退回来了，退稿。
记者：大学是一个讲究专著和职称的地方，在武汉大学，易中天工作接近10年，也只是一个讲师，到离开武汉大学前才评上副教授，分配的房子只有10平方米，教学经费更是非常紧张。易中天承受着那时候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承受的压力。那考虑这些问题时会不会觉得做学术是一种凄凉？
易中天：感到做学术的凄凉是曾经有过的，时间是在1984年底，或者是1985年初，我的一位师兄，就是和我同届同班，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我称他为师兄，突然倒在讲台上，就他正在做一个学术报告，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然后紧急送往医院，当夜去世了。然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慰问嫂夫人，看见他的家里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不要说什么沙发。他夫人只能拿出这么小的小板凳请我们坐，后来在他的追悼会上，我送了一幅对联。
记者：写什么？
易中天：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因为他是英年早逝嘛。下联是，生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说难道中国的学者，学人，知识分子，就该过这种日子吗？
5
“我是一个大萝卜，一个学术萝卜”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易中天把自己跟媒体的接触称呼为“生产自救”，靠我自己的书来换钱换经费。在这个生产自救的过程中，易中天出版了《闲话中国人》、《品人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等4本“随笔体学术著作”。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易中天的研究方向和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
现在，59岁的易中天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开始关心他下一步的选择。
记者：这样的标题（指易中天的著作）可能很让人想到商业上的号召力？是很刻意的？
易中天：其实说实在话，它是一个中性的题目，就是并不很商业化。但是当然也不很学术化。
记者：原因呢？
易中天：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嘛。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能不能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市场。
记者：那实际上你这种学术这种风格上的转变，或者写作风格的转变是带有一定压力的，一定风险，当时你有没有考虑过？
易中天：想过了。想的很清楚。了不起，副教授退休嘛。
记者：你怎么可以不在乎呢？
易中天：这个无所谓的。我碰巧当时读到了启功先生的一首诗，是启功先生自嘲的一首诗，他说中学生，副教授，名虽扬，实不够。博不精，专不透，高不成，低不就。我觉得真是太了不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人的敌人永远是人自己。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这样一种坎坷的经历和辛酸苦辣作为一个对象，来调侃。
记者：但这样的境界当然很高。
易中天：太高的境界了，那么很好嘛，那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高中生，我没有大学本科学历，再评不上正教授，那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启功先生说的，中学生，副教授。不是挺好嘛。
记者：当个副教授已经很好了。
易中天：是啊。你该知足了呀。何不潇洒走一回。走呗。
记者：在武汉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后，易中天在1991年来到了厦门大学，那时候，大学之间的人才流动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为什么要离开武汉呢，为什么要来厦门？
易中天：为了养老，因为那个实在是武汉气候实在太恶劣。
记者：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呢？打个比方如果我是厦门大学的校长，我会高兴听到易老师这样说？
易中天：我得说实话啊。
记者：那他们为什么选择易中天。谁会选择一个人来养老呢？
易中天：因为我来的时候还年富力强，我至少可以服务十几年。
记者：那你并不隐瞒你的目的啊。
易中天：我不隐瞒，不隐瞒。我觉得这是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人就是人嘛。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生命问题，考虑生命问题就不崇高吗？那如果考虑生命问题不崇高那我宁愿不崇高。
记者：但是也有评论认为，易老师的红，你的火爆，只是恰好迎合了社会上一种浮躁的心态。
易中天：我肯定是恰好迎合了社会的某种心态，或者说某种需求。至于是哪一种心态和哪一种需求，让评论家去说三道四，让研究者们去得出结论吧。
记者：那你介意学术超男这样的称呼吗？或者电视明星？
易中天：这个不是我能介意，或者不介意的，我介意和不介意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何必要介意呢。
记者：退休后，你会选择上电视呢？还是选择到大学或者某一个课堂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易中天：退休就是退休。我的学校里面的教学生涯我绝对可以终止。但是我不反对别的退休的教师继续在别的学校去演讲，去上课。
记者：如果问一句为什么呢？
易中天：没有为什么。
记者：为什么不呢？
易中天：为什么要呢？想清楚了为什么要，就能回答为什么不。
记者：你想清楚了吗？
易中天：我当然想清楚了。
记者：但是你不愿意把答案告诉我们。
易中天：私下里再说。
记者：那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呢？你是一个传播者还是一个研究者，还是一个什么？
易中天：最怕这种问题。
记者：都有？
易中天：我是一个大萝卜，一个学术萝卜，萝卜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草根，第二是健康，第三个是怎么吃都行，你可以生吃，可以熟吃，可以荤吃，可以素吃。而我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学术品位，大众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