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

妮可从小便开始学习芭蕾和表演课程，母亲还教授一些女权主义的观点。

尽管当年她确实偶尔会因母亲积极参加女权主义活动感到难堪，但越到后来，她越来越能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这段经历。“我从没感觉到过惧怕男人，”她在1996年告诉一个为《电讯杂志》撰稿的作家。“我父亲温柔但却坚强，是一个很好的男性榜样。因此，我一直很喜欢男人，从小到大，我并没有被灌输要仇恨男人的想法，但也从没认为自己是女人因此将一事无成。”

妮可从小就是天主教徒，每周日都和父亲一起参加弥撒，珍妮尔则独自呆在家中。尽管嫁给安东尼时她也转信了天主教（基德曼家族一直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但珍妮尔最终还是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再后来，安东尼又比妻子更进了一步，干脆成了无神论者。尽管当父母的在信仰问题上一变再变，但他们没有让自己对宗教组织逐渐丧失信仰的态度影响到两个孩子。妮可和安东妮娅都被送去教会学校念书，父母亲也一直鼓励她们去教堂。

作为家长，安东尼和珍妮尔都不相信体罚，他们喜欢更加理性的惩罚方式，相信孩子能从中得到教训。在妮可和安东妮娅犯错时，他们会把两人的部分或全部零用钱扣下，或禁止她们看电视。他们不会叱责孩子或骂她们愚蠢，骂她们是坏孩子。他们避免给孩子灌输罪恶感这一概念，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并无建设性。

“长久以来，罪恶感一直被看作塑造良好品行的关键，”安东尼曾经这样写道，“人们认为缺乏罪恶感后道德就会败坏，但这么说却毫无依据。成千上万的罪行和不道德行为都是由那些曾经犯错，有过沉重罪恶感的人再次犯下的。如果罪恶感在控制人类品行方面那么有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品行不端？诚然，罪恶感可以被用来控制儿童的品行，但其代价和引发的情感混乱常常会大于其益处。”

安东尼和珍妮尔也没法始终控制妮可的行为，她是那么任性和固执，甚至不顾后果。但他们还是明确一点，不让女儿从小就为自己的过错背负一种罪恶感。无论她有没有从过错中吸取教训，都不让她留下羞耻感。

从某些方面来说，妮可小时候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来自她自身。开始念书时，她已是班里最高的学生。13岁念初中时，她身高已有1.75米，实在是鹤立鸡群。

因为她长得又高人又腼腆的缘故，同学给她起了“豆芽菜”的外号。她成了班里最低等的公民，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因为被选中与她跳舞而大发雷霆，老大不愿意。她本就是最后被挑剩下来的女生，实在没想到那男孩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这让妮可感觉受到羞辱，也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未来感到迷惘。更糟的是，她那些金发、褐发的朋友似乎都有着完美的高度和体型。

与妹妹的对比更加剧了这种感觉，“她有着褐色的皮肤和美丽的褐发，而我在两姐妹里却平淡无奇，”妮可对《人物》杂志记者说。“我们一起上街时，人们会说，‘嘿，妮可，你妹妹真漂亮，不是吗？’”

还有她的头发，那头浓密、带卷的红发。妮可长大时，人人都爱拉她的卷发玩，这让她感到十分厌恶。她觉得自己显得笨拙和丑陋，有点像个怪胎。终于有一天，她把头发束成朝天的一束，那种狂野造型立即吸引了很多眼球，校长也直接向她发出警告。她只得按照学校要求将头发重新放下，可不久之后又开始尝试用各种颜色染发，有时甚至会选择类似彩虹的五颜六色效果，就像朋克青年一样。下期预告：

妮可是个很害羞的人，但是她是个很大胆的人，愿意接受新鲜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