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

我正在深水潭裸体游泳，恰好我的她出现了。

她本是要去河下游那户人家里借东西的，突然决定不去了，领我返回，去了她们的宿舍。原来她和一帮年轻的女子住在离我们工棚较远的一户山民家。

我们一进去，大家就都看我，我经不起这么多女子的目光，一时窘得耳脸通红。耳脸一红，她们就怀疑上我了，目光顿时异样。她说：“这是我叔，我把他叫叔哩！”大家说：“是吗？这么小的叔！”她说：“小叔。”她们说：“小叔？你这小叔如果再能高一头，就是个好叔啦！”“嗯，嘴大，嘴大吃四方，只是嘴唇厚了些。”“身体还好嘛！”她们嘻嘻哈哈作践我，然后就往外走，还说：“走呀走呀，咱们出去吧！”竟还拉闭了门。

但她还是把门拉开，又开了窗子，坐下说：“她们胡扯！”我拿了眼睛开始大胆地看她了，她的目光先是迎着，后来眼里满含了笑意，终于不好意思，做个鬼脸，俯身往大的木板床上爬，要去取放在窗台上的核桃。她爬动如兔子，两只脚乍起，而一只鞋就掉下去，赤着弓弓的脚背和染着红颜色趾甲的脚趾头。那时候女孩子用指甲花捣碎了染指甲，但一般染手指甲，染脚趾甲的我仅见到她。我又“嗡”地一下要迷糊了，耳根下觉得麻痒，用牙咬舌头，伸手过去要捏一下那脚，但手伸出了并没有落下，一只狗悄无声息地坐在门口，它叫了一声：“汪！”把我吓得坐在那里老实了。

工地战报是一张16开的双道林纸，两面油印了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福印和安付的作品，他们去各民工连采访人物，动笔写了，又用蜡纸刻成，再油印、散发。原则上战报没有出版日期，但没特殊情况还是三四天就得印一期的，福印几乎是固定人员，当然他还要做所有的宣传工作；安付除了刻蜡版，他却有兴趣去辅助技术员老陈，一个帆布口袋里总装着尺子和图纸。

战报虽小，内容又简单，在那个注重社会舆论的年代，它却受到指挥部的重视，每期稿件要经副总指挥老李亲自审定，印出后要呈送公社和县革委会。我进入指挥部搞宣传后，刻了一期战报的蜡版，又写了两篇小文章。一篇为小评论，是为当时开展的大会战摇旗呐喊，尽管用夸张的字句；一篇则报道了负责运土方的民工连的生产进度。

我并不懂得报道怎么写，把当时仅有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拿来，总结出了三段式，即开头讲形势，中间列举事实，最后要归纳，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如此写了，没想被福印大加赞赏，连老李也表扬，从此安付就退出战报组，我取而代之了。

以后半年，福印也慢慢退出来，战报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是主编、是撰稿人、是排版工、是刻印工，然后去发行和在高音喇叭上广播。为了活泼版面，我开始学隶体字、仿宋体字、正楷体字，学着画题头题尾，学油印套红，还学起了写诗。我现在之所以能写文章能绘画和熟悉各种字体，都是那时练习培养的。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是有他天生的一份才能的，但才能会不会挖掘和表现出来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的。

极少数的人获得了展示他才能的机会和环境，他就是成功者；大多数的人是有锅盔时没牙或有牙了没锅盔，所以芸芸众生。我的才能平平，但我的好处是我喜欢文字，而能很早地就从事文字工作；以至后来就读文科大学，毕业后又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当。这犹如是相府的丫鬟久而久之也有了官宦贵气，小姐闺房里的苍蝇也喜欢了在菱花镜子上停落弄姿。

写诗最早是为了活泼战报的版面，写出了一首却来了兴头，惹得三五天就有了一首。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直写诗，直写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才停止了要做诗人的梦。有一天，县革委会来了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福印告诉我，此人是“大秀才”，“文革”中在陕西师大当造反派，写过许多轰动一时的打油诗，要我与“大秀才”交谈交谈。下期预告：

听得福印这么一说，把我吓坏了，我也不敢找这个大秀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