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女性发自肺腑的个人宣言

——读《我母亲的自传》

《我母亲的自传》是翻译家路文彬先生今年1月刚出版的新译著。刚拿到这部小说时我对它那毫不起眼的名字颇不以为意。翻开读下去，竟被带有明澈、悲郁和一丝残酷意味的故事吸引而爱不释手。擅长翻译的路先生深谙作者情不自禁流露出的忧伤情调，全然将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情怀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牙买加的琴凯德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和她缘于文本的邂逅让我深刻体察到来自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后裔对于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和历史梦魇及其所附带的愤怒情绪。

种族歧视随着人类的繁衍以各种变异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在高唱“民族平等”、“妇女解放”之类众语喧哗的时代，一概抹平民族间种种差异而导致问题趋同化和简单化的现象极为流行，鲜有人深入弱势民族话语进行显微镜下的工作。这样看来，《我母亲的自传》打开了心灵独语的平台就显得极应受人珍视。它透射出一种要求倾听的欲望，同时也是一次发自肺腑的反抗历史的个人宣言。

“我母亲”和“自传”的搭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该书对于“我”——雪拉一生的回顾几乎用了99％的笔墨。雪拉只是“历史进程”中一环的放大。我没有用“历史进化论”一词，是因为这有着太多蛊惑和误读越发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词语在雪拉身上成为再具体不过的事实——进化在特定的语境下仅是一个乌托邦。“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已经成为对于我母亲的生活叙述，而这也就等于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即使这样，它又是对于我没有生下来的孩子的生活的叙述，这也是他们对于我的叙述。”“我”是前人的复制，“我”的后人将是“我”的复制。她直面复制般出现的历史，不相信殖民文化的因陈就是宿命的安排，从而果决地做起了命运的操控者，对亲情和爱情保持“局外人”的温度，书写个人话语以表对时代和命运的抗议。

母亲在雪拉出生的一刻立即死去，成为她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伴随她成长的几个非洲裔女性又作了她冷酷的“启蒙者”角色。爱生来与她无缘。继母、弟弟、妹妹于“我”仿佛是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的竞争者，仇视和隔膜是不断上升的主题。被戕害的种群往往因为获爱较少而逐渐丧失了爱的能力和意识。只有在弟弟、父亲相继死去，妹妹出事的遭际中，雪拉才真正接受了他们。苦于命运中诸多迷幻和变数，对“真实”充满了渴望的雪拉对于伤痛的无表情叙述让我们感受到她不动声色又老于世故的冷漠，其实于平静的外表下掩藏着莫不是千疮百孔的心。

无论如何，一个有着弱势民族背景的女性作家是有着发言权和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