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深圳市“走出去”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深圳的对外开放正步入“走出去时代”。鉴于西方国际经贸理论经过长期发展日渐丰富和成熟，学会运用这些理论来优化深企走出去战略是不无裨益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走出去战略的理论基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被视为当今国际直接投资亦即FDI的理论渊源。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直到当代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的新贸易论等，都旨在阐明国际贸易的合理性及各国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好处。由此可见，深圳过去倚重产品走出去而发达是因为获得了国（区）际分工与专门化生产带来的好处；同样，它今天倚重生产走出去仍将获得这种好处。换句话说，不论是通过贸易让“生产结果”走出去、还是通过投资让“生产过程”走出去，都是深圳实现专门化生产获取区域比较利益的必要形式。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贸易与投资纳入统一分析框架。R·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该理论告诉我们：企业在其产品生命周期的创新或早期阶段应利用技术垄断优势在国内生产、销售并对外出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会遭遇接踵而至的国内模仿或技术跟进，这时就应通过FDI逐步将生产转移到国外从事跨国生产，从而以空间换取时间并转而在国内投入新产品。这一理论对优化深企走出去战略具有双重意义：从微观上提醒企业如何在时序和“代际”上安排其产品的“本地生产”与“异地生产”，“输出产品”与“输出资本”；在宏观上也提示政府应留住什么放行什么。这样就有可能营造出一个对走出去企业及其所在城市双赢的格局。

内部化理论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原因。巴克利·卡森基于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提出的“内部化理论”，试图通过分析不完全市场交易机制与企业内部交易机制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来解释企业对外投资的原因：公司通过贸易活动亦即利用“外部市场”在国际间转移其技术、商标、中间产品等往往遭遇市场不完全性带来的诸多障碍，导致交易成本、风险过高且效率低下；而通过FDI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市场”来实现上述转移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而带来制度成本下降的好处。由此，深圳企业在走出去时需认真评估其交易成本—这种成本对进入每一个目标市场都可能不同。而一旦利用外部市场成本过高，就应转而建立跨国公司以利用内部市场并获取内部化的制度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条件。海默·金德尔伯格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美国企业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其具备比当地同类企业更有利的垄断优势，包括品牌所有权、专利或一般难以获得的技术、特定团队的管理技巧、规模经济、垂直联合经济等。这告诉我们，深企要成功走出去就必须具有相对于目标地区或东道国同类企业的优势。按今天的认知，此优势集中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三大能力：品牌营销力、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力。因此提升这三大能力对深企成功走出去至关重要。

边际产业扩张论回答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将一国产业分为“比较优势”产业与“比较劣势”产业。前者指与跨国生产相比在本国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对其不宜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后者则恰好相反因而又被定义为“边际产业”，对此投资国应按其“劣势”亦即“边际化”程度来循序进行对外投资。深圳如今也同样面临走出去的产业选择与排序问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没有优势何以成功走出去？其实这里主张在先走出去的是“比较劣势产业”而非“劣势企业”，而且“比较劣势”有特定的涵义，对深圳来说目前应指那些高耗高排产业，继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生产折中理论将“区位”作为变量纳入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框架。大多数FDI理论都因只注意对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本身进行分析而显得有些“单边”和“片面”，为此邓宁在他的“投资发展阶段论”之前还曾提出过“生产折中理论”，试图将东道国区位因素的影响纳入FDI分析，从而证明：对外直接投资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而后者涉及到对对象国市场因素、贸易壁垒、区位成本、投资软硬环境等的综合分析。如今许多有意闯天下的深企都面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和究竟要走向哪里的困惑，那么将生产折中理论纳入走出去战略，努力优化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方法及信息服务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特区研究所、深圳金岸创新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