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医理当对症下猛药

——关于保证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思考

如果从2003年底算起，中国最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进行四年了。

这四年来，我们宏观调控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措施也越来越频繁密集。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两个防止”的提出看，我们宏观调控的任务又加码了，宏观调控的压力又增大了，宏观调控的需要更紧迫了。

面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一些人往往习惯用“非理性”这个词去解释。意思是说在经济运行中之所以出现一些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各个具体的经济主体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其实不然，细究社会中各个经济运行环节及其主体具体行为，没有一个不是清醒而且理性的：

就企业来说，扩大经营规模是理性的。我国总体处在经济上升期，且劳动低工资导致企业成本相对偏低，资本和货币供给相对宽裕，此时不扩张更待何时。即使企业经营已经存在问题，只要快速发展，也容易化解和容易掩盖。有位企业家甚至讲，借钱借到一定份上，银行就不敢把你怎么样；规模做到一定份上，政府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地方政府来说，扩大经济规模是理性的。全国各处都在快速发展，自己发展慢了，不仅面子上不好看，也没得钱可花。想方设法搞个开发区，东拼西凑上个大项目，把自己地盘内的蛋糕做大总是好处多多。“小而全”对全国可能不是好事，对自己绝对不是坏事。就算实在不短缺，为了税收也可以出台土政策保护自己产业在自己地盘的销量。

就政府官员来说，推动快速发展是理性的。领导干部肯定是要有政绩的，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中，经济增长速度、政府财税收入等等是“硬”指标，而要完成这些指标，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加大固定资产的投入是最有效也最便捷的方式，立竿见影。

就银行来说，扩大信贷规模是理性的。银行只有把存进来的钱放出去才能有收益，出于短期盈利的驱动和即时业绩的压力，只要地方政府能变着法子担保，求之不得给放款。毕竟相比起企业来说，把钱贷给政府总还是保险些。至于说银行把钱贷给房地产，表面上是给企业，其实打的仍然是政府的主意。

但是，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微观主体理性行为的叠加并不会导致宏观效益的实现。中国的经济形势正是在大家都辛辛苦苦、努努力力、高高兴兴的行为中积累了问题、埋下了隐患、甚至步入了雷区：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经济质量与效益堪忧；地方经济越来越活跃，可资源环境压力激增；银行挣钱越来越多，可金融风险也在日积月累。

按照博弈理论，当各个具体的经济主体发现因为都采取优势战略，最终会因整体收益的下降而影响各自的收益时，各个主体会适度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增进全社会收益。但我国现实的状况是，尽管博弈的结果是社会整体效益的降低，可企业、政府、政府官员、银行都因为采取优势战略而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为他们可以把成本与代价外部化给社会、民众与中央政府。

当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宏观调控措施屡屡被下有对策化解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效的宏观调控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市场与社会中具体主体的良心发现与自觉约束上，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能停留在苦口婆心的劝诫与说教上。面对中国经济运行中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良医理当对症下猛药。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与体制保障，彻底消除产生和滋长不健康经济运行的一切制度缺陷与政策漏洞，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制度安排，让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不得不服从于整个社会的理性判断。

比如，理顺能源资源价格，加大环境保护违法成本，企业节能减排便会顺理成章；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把对政府的要求转到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政府就不会再出力不讨好地越俎代庖搞经济建设；形成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领导干部自然会把精力用于创造人民满意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政绩上来。

更进一步，我们不妨上纲上线，把坚决执行宏观调控看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块试金石。对于不折不扣地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领导干部，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不拘一格降人才，让他切实走到发展的第一线，有位有为，有责有权；对于不能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不能贯彻科学发展要求的干部，则不换思路换位子，不改行为改帽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取得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