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失真”不愿“伤洁”
——严复及其翻译的《天演论》
导言、演讲、原著组成《天演论》
国人主动传播、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严复当是第一人。严复一生著译很多，而要指出其影响最大的一部，又非《天演论》莫属。严复是最早被派往西方学习的留学生之一，1877年，23岁的严复被派赴英国，主要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他的同学，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后来成为当时北洋水师的重要将领，但严复回国后主要从事海军教育，不甚得意。他在官场上因为负气太盛、言辞激烈，不得上司重用；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想谋一晋身之阶，却连连落第；投资与人合伙办企业，以改善经济状况，也未能如愿。历经挫折的严复在历史舞台上开始显露声名，就是自译述《天演论》始。
严复译述《天演论》，正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清军一败涂地、民族危亡空前严重的局势下进行的。战争爆发后，中国迭遭惨败，三十余年自强运动“器用自强”的梦想彻底破产，倾国力而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严复在战前早已看到东邻日本日渐强盛，夺我藩属，忧虑不已，看到清军惨败，更觉“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就在清军节节败退之际，严复在天津接连发表政论，创办《国闻报》，同时开始译述《天演论》。《天演论》的原本是《Evolutionand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5月在牛津大学讲演的文集，1893年初版，1894年再版了增订本。因演讲的内容过于深奥，1894年赫胥黎在演讲的文集前加了一篇导言，文字深入浅出，旨在帮助读者理解演讲，而篇幅比讲演稿更长。严复翻译《EvolutionandEthics》，先译了1894年赫胥黎所作导言部分，再译他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严复翻译所用的英文原书，据说后来收藏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面还有严复的英文签名和中英文批注。
选译、意译、修译“做”成《天演论》
若用今天学术著作翻译的标准来看，严复这部译作，似乎是很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的。首先，严复的翻译有选择，不是全译。从标题上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只是赫胥黎书名的前一部分（Evolution）；他重点选择原书中有关万物进化的部分进行翻译，至于讲述社会伦理的部分，则基本上不予翻译。就是在前一部分里，也有故意缺漏，如原著中有专节阐述赫胥黎对“天演”的界说，不合严复的主张，严复干脆略而不译。其次，严复对此书的翻译，是用“意译”的方式，将原作者的意思用典雅的文言文表达出来，译文与原文完全不能一一对应，而是随心所欲，宁可“失真”，不愿“伤洁”，甚至不称自己的工作为“翻译”，而是用“侯官严复达旨”。“意译”虽然比起此前西籍翻译主要由传教士与华人合作的“西译中述”方式要更进一步，但自“五四”后，普遍多取直译，也不再用文言，今人绝无用“意译”从事翻译者。
更严重的是，严复没有忠实地将赫胥黎的观点翻译过来。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发展史上，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后，先有斯宾塞倡导的“非道德化的进化伦理”，即生物界“最适者生存”的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严复在留学时期，就关注到达尔文的学说，受斯宾塞影响很深。赫胥黎不同意斯宾塞的这种庸俗的社会进化论，《EvolutionandEthics》本来旨在说明自然界生存法则与人类社会生存伦理是不同的。严复恰好对这一方面比较忽略，他译的《天演论》更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本身，同时也大量借鉴斯宾塞的观点，不但在自己所加的按语中批评赫胥黎，而且有时把斯宾塞的观点，放在所译的赫胥黎的原文里。
正因为如此，尽管《天演论》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翻译学的要求看，严复并没有做到他自己所规定的“信、达、雅”，甚至有伤原著的原意。如果赫胥黎能够活着看到严复的译本，也一定不能认同严复的这一“译”本完全表达了他的思想。然而，严复所作的这些选择、修正和自己的发挥，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为启发民智、救亡图存而有意为之。严复译《天演论》，是一种为了特殊目的、针对特殊读者、采用特殊方式的非常特殊的“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独具慧眼地指称严复“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但严复这种“译”法的苦心孤诣，值得深思。
用斯宾塞补正赫胥黎用中国文化思想补充原著
严复“译”《天演论》，着眼点是在中国的救亡和维新。他认为斯宾塞所说的人类社会也遵循“物竞天择”的理论，劣者就应当被淘汰，正符合当时列强争霸、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的现实。在这一点上，严复采择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赫胥黎与斯宾塞不同，他强调人类伦理与自然界不同，应通过自我约束以求社会内部的和谐，严复认为这反而无助于中国的自醒和自强。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是为殖民主义说话的，中国是弱者，是被殖民的对象，因而严复又不赞同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来提倡和认可弱肉强食，因此严复看中了赫胥黎思想中积极的“与天争胜”理论，即主张在人类社会的伦理范围内，不能听任自然状态，要“以人持天”，通过人的努力、斗争来对抗自然状态。严复将赫胥黎的这一理论引申到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认为可以通过人的努力，顺应自然法则而战胜自然法则，从而改变命运，使自己成为强者，避免被淘汰的厄运，达到“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的目的。在严复看来，赫胥黎《EvolutionandEthics》一书“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符合中国当时“自强保种”的需要。由此可见，严复译《天演论》，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说明中国若能顺应“天演”的规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行维新，就能由弱变强，避免于亡国灭种。因此他以赫胥黎《EvolutionandEthics》为基础，又以斯宾塞的某些思想来补正赫胥黎，将他们的思想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而最终是要使国人从进化论出发，产生自强、维新的思想。至于斯宾塞与赫胥黎的观点差异，那是西方学术界内部的争论，不妨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各取所需。
为了使这一思想能迅速为当时的中国人接受，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还采用了各种“技术”手段，对原著进行调整、解说和意义上的发挥。例如，严复为全篇各节加上新的标题，这些标题其实是严复根据自己的理解所作的归纳，甚至是在对原著结构进行调整后所作的归纳，以便看上去更像是在讨论中国问题。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本来与中国无涉，严复有意在翻译中改变原文，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典故和中国的人名、地名；有时还使用中国传统思想里的一些范畴，如“体”、“用”、“势”来解释进化论，以黄老之学比附斯宾塞的“任天为治”、以宋儒理学比附赫胥黎的学说、以中国先秦诸子与古希腊诸大家相对应。特别是大量采用按语的方式，加入自己的思想主张。全书35章，仅7章无按语，而有9章的按语篇幅与正文相当或长于正文，从而对原著作了大量的补充，其体例也类似中国史籍中的“太史公曰”、“臣光曰”种种，方便中国士人的阅读习惯。
严格地说，《EvolutionandEthics》到了中国被“译”成《天演论》，已经从一部学术性著作变成了推动维新运动的思想性著作，学术性的方面退居其次。严复将斯宾塞和赫胥黎融为一炉，虽然在学术上未必成立，但当时的中国读者，完全不在意发生于英国本土的学术层面的分歧，他们也不需要真正理解两者之间的理论差异。给予他们震撼的，就是严复提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等强国保种的启示。
推动了20世纪初期进化论思潮在中国的勃兴，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的走向
《天演论》译成后，严复先示之友好，各种手抄本开始流传。梁启超、康有为、吴汝伦、夏曾佑等人均曾读过。梁启超是最早读到《天演论》的人士之一，他在该书出版前就大加推崇，并引用其中理论发表见解。1897年底至1898年2月，严复参与发起的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汇编》第二册、第四册、第五册、第六册，连续刊登《天演论》。严复在天津的好友卢靖抄录了《天演论》书稿，又将书稿邮寄给他在湖北的弟弟，认为应早日付梓，公诸海内，1898年，该书在湖北以《慎始基斋丛书》名义刊刻。同年又由天津嗜奇精舍石印出版。随即风靡一时。
严复翻译《天演论》，选取的原本是赫胥黎刚刚出版的著作，确实算得上是西方的“新得之学”、“晚出之书”。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已经风行数十年了，可是没有能够系统地传播到中国来。当然，严复也不是在中国介绍进化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华蘅芳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以及另一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已经简要介绍或提到过进化论，但局限于自然科学范围，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天演论》出版，推动了20世纪初期进化论思潮在中国的勃兴，并深刻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走向。“进化”一词，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关键词之一。蔡元培说：“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胡适以“适”为名、陈炯明字“竞存”，都是由《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来，一时间，青年对《天演论》趋之若鹜，“竞存”、“天择”之名数不胜数。赫胥黎应当完全想像不到，他的名字在遥远的中国，成为几代知识青年耳熟能详的名字。《天演论》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译述者严复的预料，晚年的严复政治上趋向保守，不赞成辛亥革命，甚至后悔自己翻译《天演论》而加剧革命风潮。严复所宣传的进化论，特别是他所强化的社会进化的生存斗争学说，对于近代中国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启发和动员作用，在他的《天演论》之后，关于进化论的著作和译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从维新派、革命党到五四思想家，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无不受到进化论思潮的深刻影响。（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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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生于1854年1月8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