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鲁迅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既是缓减身体的疲惫，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乱。

人与城，鲁迅与上海之间，无疑有一种举足轻重的互动。虽然上海在鲁迅心目中并不可爱，但他却选择定居在此，因为这座城市“别有生气”，能接触到不少进步文化人士，还有大量进步青年作家涌现，可说是批判者的最佳停留处。

1927年10月3日，鲁迅乘船抵沪。此后在上海的9年，是他生命中最快乐、最艰苦也最光辉的最后岁月。

父亲·战士/景云里

不要枪的战士

上海滩这条黄金大马路是他的精神磨石。当挂着太阳旗的炮舰游弋过黄浦江，东方图书馆的黑烟翻滚起来，斜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北川公寓书桌被“1·29”的子弹所洞穿，商务印书馆成了废墟。民族的思想家同60万难民一起，流过租界的铁门去南京路周围避难。黄金大马路的每一次穿越都是砥砺。

这条黄金大马路又是伟大思想家的堑壕。

1930年5月7日，还是在南京路西藏路这个大十字星座上，爵禄饭店，一个思想家与一个革命家秘密会面。革命家要发给思想家一枝手枪。

革命家：法国作家巴比塞曾经发表过一个宣言。

思想家：这很容易，我在中国就会住不下去，到外国当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

革命家：党要在上海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

思想家：我不赞成赤膊打仗，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枪二枪，继续战斗。

革命家：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枝枪。

思想家：我没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这位革命家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李立三，思想家是鲁迅。

他是思想的战士，以他自己的方式坚守哨位。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他不愿过安闲的桃源生活，他希望自己的呐喊能有人呼应。尽管处处是生意经；尽管还有盯梢、绑架……鲁迅仍留在了上海。

居上海不足十年，出版杂文集十余本，翻译专著十余本，整理美术图籍多本，自认成绩两倍于前二十年。

“景云深处是吾家”

到上海第一站，即许广平笔下“景云深处是我家”。鲁迅偕许广平一住近3年。

鲁迅毕竟是小时候接受过完整的礼教训练的人，而且又是盛名之下，在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在他个人的精神世界，这份婚姻之外的感情生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以什么姿态面对社会舆论，他却长时间张惶无措。巨大的压力产生了心理畸变。

鲁迅和许广平到了上海开始同居生活很久后，鲁迅在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依然只说是自己的助手。

一年后，为了表示庆贺，也为了让他们放松紧张的神经，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等邀请他们二人去杭州游玩，事实上等于让他们补度蜜月。但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三人间，到杭州后又告诉许钦文：“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让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把自己和许广平隔开！让他演出一幕让第三者蜜月陪睡的喜剧。

结婚以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妥切的。”

景云深处的新家里，鲁迅教许广平日语；为了鲁迅的写作，许广平千方百计查资料抄稿，找参考书籍；鲁迅的文章写成她总是第一个读者与批评者；鲁迅重要的谈话，她注意记录与整理，以便编辑成书；对鲁迅的文稿，她精心保管，哪怕是弃置的零章片页，也要保存下来。

怜子如何不丈夫

1929年9月27日清晨，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此前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运和高兴。鲁迅欣慰而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的家庭生活的开始。

孩子出生时，医生建议请乳母，但鲁迅一定要自己照料。他和许广平都没有育儿的经验，从哺乳到洗浴，完全按照书本行事，结果适得其反，弄得小海婴忽而挨饿，忽而受冻。这才又请教医生，雇了看护为孩子洗浴。鲁迅有些气馁地对许广平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有了海婴，鲁迅就搬到楼下的会客厅去工作了，以免抽烟、会客打扰母子的休养。朋友来了，鲁迅总会抱着海婴给他们看，日常聊天也总是不自觉地谈到孩子的话题上来。

给海婴看病的日本医生坪井也觉得这位父亲过于宠爱孩子，鲁迅便写了《答客诮》，赠给医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诗的后一句是说，老虎也怜爱自己的幼仔。他也对许广平说，有了他们母子的牵累，做事的胆子比较小，时常有更多的顾虑。

好时光

每天深夜，海婴睡熟了，鲁迅就着灯光写作，许广平坐在一旁阅读报纸或做手工。倦了，两人便放下工作，饮茶谈天，吃些零食，这是一天中的黄金时刻。

和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是鲁迅一生中除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时光。他曾对许广平许愿：“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能对得起你”。

相遇的第十年，1934年12月，鲁迅赋诗题赠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景云里

如今，这条横浜路近宝山路的弄堂，依然是老式石库门模样，依然热闹杂乱，生活气息浓重。鲁迅住过的是23号。

当年景云里属于租界之界，三不管地区。石库门内72家房客鱼龙混杂，藏于市井之中，西面为“大兴坊”，东临今多伦路，鲁迅最先入住的，但在此住一年不到，因隔壁人家大律师之子年幼，十分骄横，整日吵闹，无奈之下搬入18号与周建人同住，将23号让给刚到沪的柔石居住。

与梁实秋论战

鲁迅刚到上海不久，一场著名的论战成为当时论坛的重要话题。

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文中，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当时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但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

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毫不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梁感到极大的不舒服。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鲁迅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情绪立即亢奋起来。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据说，鲁迅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这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文中，鲁迅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非议鲁迅

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骂不精彩而从此不骂了。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在他的骂词中要算厉害的。再看别人的骂他，就知道不过小巫了。梁在攻击他的文章里也有过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凶恶之词。随手一翻，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如——

陈源：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成仿吾：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邵冠华：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

郭沫若：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梁实秋：瘦牛、乏牛。

杨屯 人：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听下回分解。

苏雪林：褊狭阴险，多疑善妒；假左派；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阴险无比；沾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

鲁迅的精力多半被此牵扯了，直到去世，还在苦斗。

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他嬉笑怒骂，他诚恳真挚。他并不总是披着铠甲，另有赤子之心。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一个人骂人还是容易学的，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是鲁迅区别于其他骂人者的最大的方面。

忘却·纪念/拉摩斯公寓

只有他房间还亮着灯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这篇为人熟悉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于拉摩斯公寓。1930年5月12日，为躲避通缉，鲁迅一家迁至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出面租的拉摩斯公寓。这幢因建造者英国人拉摩斯得名的大楼，今天仍伫立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只是名字换成了川北公寓。

1930年，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几乎同时，左联成立。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沪被捕。鲁迅也上了搜捕名单，不得已二次避难，举家移居花园庄旅馆。避难的一个深夜，他获悉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悲愤难抑，独自在院中徘徊沉吟：“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1933年，鲁迅的社会活动和写作都极频繁。他与宋庆龄等人联名签署《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他参加了国际反帝反战大会远东会议；他的通讯集《两地书》出版，杂文集《伪自由书》出版……日本友人增田涉曾经回忆：“有一次，夜里二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在漆黑的夜里，只有一个窗门照耀着。”

多伦路，原名是叫窦乐安路，本是上海的一条无名小街，街名据说是得自一个外国传教士。

早在二、三十年代，它就曾经聚集过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瞿秋白、丁玲、柔石等一批文化名人；此外，曾经位居国民党高位的孔祥熙、白崇禧和汤恩伯也在这里各自据有一幢颇为精致的西洋建筑当作自己的公馆。

左联旧址就座落在这条引人遐想的浪漫小街上，文学著作、历史风云、建筑艺术三者水乳交融，沉淀成今日上海人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

职业作家

鲁迅在上海生活的9年，也是他一生中作为职业作家生活的时期——此前，他一直以做官教书为业，写作不过是业余的事。自1927年12月起，因蔡元培推荐，鲁迅出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能按时领取三百元的津贴，且不必去上班，加上版税和稿费，作为职业作家，鲁迅在上海的日子是他成年后物质生活较为宽裕的惟一时期。

鲁迅辞世不久，女作家苏雪林大肆讨伐他。她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颇为愤慨地谈到了鲁迅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赴镰仓”。

鲁迅自己说：“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

儿时曾经是富家子，又经历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大半生贫困生活，他对钱该是有深刻的认识了。早在1924年他就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重要了。”（《娜拉走后怎样）所以，他到上海后，虽然逐渐有了几个余钱，然而又怎敢摆阔呢？

在中国第一代新文学家当中，鲁迅是最早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一个。不仅如此，鲁迅做职业作家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无论作为职业作家所进行的文化活动还是作为职业作家所取得的世俗价值及其处理物质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他都成为了他那个时代及其后的杰出代表和导师。

拉摩斯公寓

鲁迅1930年搬入四川北路上的拉摩斯公寓304，这是一排钢筋混凝土的四层楼公寓房，由英国人拉摩斯建造。英式建筑的宽大走廊内光线昏暗，唯有从楼梯拐角处的玻璃窗外透过的阳光洒在暗红的水泥地上，斑驳而残旧。

这套住房现已入住3户人家。鲁迅当年的邻居是个英国人，故素不交往，这也是鲁迅选择此地的原因之一。在拉摩斯居住的3年中，鲁迅与冯雪峰赶写论文，编辑《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等等。因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左联的活动遭到当局通缉，鲁迅辗转多处，先后两次避居于花园庄旅馆和内山书店等地。

疾病·仆倒/大陆新村

坐在地狱写天堂

1933年4月11日，鲁迅搬入大陆新村9号。

这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肺结核与肋膜炎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服药也无济于事。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一位日本朋友这样描述病重时的鲁迅：“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了”。

在鲁迅一生中的很多时候，他都像受伤的狼，面对无边的旷野，发出自己的愤怒和悲哀。瞿秋白把他称作“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狼”，鲁迅自己也喜欢这样说自己：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在草莽中，舔着自己的伤口。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这是1936年春天鲁迅写的一篇文字。文章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这也是生活》，病痛已经成为鲁迅这几年的生存常态，他说：“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言语间，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

姑活的心态，在鲁迅蛰居上海期间，是很强烈的。在致友人信中，这种心态若隐若现地流露着：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１９３６年３月８日致杨晋豪信中，说到自己的病时，写道：“不过这回大约也不至于死。”

赶紧做

“赶紧做”这是鲁迅最后的日子最强烈的念头。烦躁和急切常常充斥着他的内心，开始对生活的琐碎表现出不耐烦。“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

到1935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在孤独黑暗的环境里，鲁迅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几个青年朋友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父爱般的感情。从柔石到冯雪峰，在许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生动温馨的情景。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这些青年一直在陪伴着鲁迅，可是，这样的友谊经常被统治者的血腥所笼罩。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他写道：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电影迷”

鲁迅在上海生活的九年，最初只是偶尔看电影，后来几年却常看电影，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常常议论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许广平也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鲁迅生命的最后20年，一共看了149部电影，而定居上海的10年间看了142部之多，其中美国片121部。

鲁迅当时很推崇进步的外国电影。他对前苏联的早期革命电影也情有独钟，如《夏伯阳》等。逝世前１０天，他还观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改编的《复仇艳遇》，鲁迅把它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影片，并向友人推荐“不可不看”。

鲁迅尤其喜欢美国电影，他对好莱坞的探险片、喜剧片、侦探片、歌舞片都作了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城市之光》给以热烈的赞赏。他看得最多的是美国纪录片学派实地拍摄的探险片，计有３７部之多，如《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等。

鲁迅热情扶持中国电影事业，特别是对早期进步演员阮玲玉的自杀和“左翼剧联”盟员艾霞之死，鲁迅写下了怒不可遏的檄文《论人言可畏》。

随着上海的电影竞夸“风情、浪漫、香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之时，鲁迅对国产的片子也兴趣索然。针对无聊的片子，鲁迅曾当头棒喝：“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很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大陆新村故居　

大陆新村由大陆银行为职工建造，砖瓦、水泥等均从英国进口，煤气灶、浴缸、冰箱在当时看来也非常先进。这是鲁迅人生中最后的一处寓所，位于第一条弄堂的底部，现在单独辟出，作为鲁迅故居纪念馆。

为还原旧貌，1950年许广平特意从北京赶来，许多家具由她按照回忆亲手摆放。在这里，萧军、萧红、叶紫等青年都是座上宾；在这里，鲁迅为叶紫的小说《丰收》、殷夫诗集《孩儿塔》等作序。

底层前间是会客室，窗下放着许广平的缝纫机，墙边放着为周海婴买的手摇留声机和瞿秋白去江西瑞金时暂存鲁迅处的工作台。二楼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间。在窗下的书桌，鲁迅写下了280余篇杂文，翻译了《死魂灵》、《俄罗斯童话》等外国作品。三楼的前厢房是周海婴的房间。

“忘掉我，管自己生活”

“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对鲁迅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战胜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敌人是他无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

1936年3月，鲁迅患气喘，此后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但他照常工作，并不特别注重休息，除了翻译《死魂灵》第二部以外，还为殷夫诗集作序，写下《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等很有份量的文章。尤其是《写于深夜里》，全文充满激情的呼喊，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史沫特莱称之为“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

到了5月，整个精神显现出极度衰惫的状态，后来连日记也写不下去了。从许广平到许多关心他的友人，包括宋庆龄，都劝他休息和治疗，到底被拒绝了。他用了责问的口气说：

“当别人正在斗争，吃苦，死，而你们却要我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年，对么?”

所有的言辞恳切的劝说都全无效力，易地疗养的计划也没有实行。一直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只要静静躺着。他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

他告诉须藤：“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的一个月可以治好，我宁愿动动，花两个月治好。第三，假如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他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是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只要病情稍愈，他立即恢复写作。7月，他开始写了一篇《〈呐喊〉捷克译本序言》，8月继续写作，9月的成绩超过8月，10月又写了好几篇。文章依然笔意纵横，强劲如昔。

此间，一面的主题是怀旧，如《我的第一个师父》，还有两篇关于章太炎的回忆文章；另一面的主题是复仇，有《半夏小集》、《女吊》，甚至连《死》也是不妥协的态度。

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有散文《死》写着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已的生命。到第二天凌晨，在苦苦地跋涉了56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大陆新村2楼卧室里，月历牌至今翻在十月十九日这一张；梳妆柜上的铁皮闹钟，指针指向5点25分。而窗前书桌上，笔筒中仍斜斜插着3支毛笔。一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了一半，墨迹似未干。这是鲁迅未完成的遗作。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上海鲁迅纪念馆

坐落在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里，始建于1951年。保留二层庭院式江南民居的风格，青瓦粉墙，山墙高耸，周恩来题写馆名。走进大门是一个庭园，"百草园”、石井栏、乌篷船，让人走进了鲁迅作品的特有氛围。

穿过庭园，便是高大轩敞的大厅，无论建筑材料、建筑语言都是现代化的，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格调。在大厅左首，一座高二点五米的鲁迅全身铜像端坐在窗前，先生手执烟卷，神情肃穆，目光深邃，似在沉思。由巴金题额的“朝华文库”专门收藏鲁迅的弟子、友人以及与鲁迅有直接接触的现代文人的文化遗存，每人一库，陈望道、许广平、巴人、黄源、曹靖华、李霁野等十六人的专库，从他们身上也折射出了鲁迅的光辉。

鲁迅纪念馆拥有有关鲁迅的文物文献资料二十余万件，其中一级文物达一百六十余件。大量珍贵的鲁迅手稿、遗物，文献照片，使人倍感亲切。其中有《藤野先生》、《<坟>的题记》、《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手稿，《毁灭》的译稿等，更有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手稿。

鲁迅纪念馆附近的公园，有鲁迅墓和山阴路上的鲁迅故居。如今这附近一带已经成了鲁迅的世界。

一个伟大的灵魂离去了。

一万人瞻仰遗容，六七千人送葬，这民众葬的仪式，在中国是破天荒的总动员。

挽歌声中，覆盖着一面“民族魂”旗帜的鲁迅灵柩，葬入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