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不仅是财富的聚焦地，还是儒生的聚集地。古徽州婺源正是程朱理学的故土，新安理学在徽州走红了600多年，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故事传说，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显赫，还是贩夫走卒的坎坷，都折射着程朱理学的光芒。

“新安朱熹”

在儒家学者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仅次于孔、孟。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婺源人，朱熹生长在福建武夷山区，5岁随父回到徽州。

朱熹出生时，正是父亲因得罪秦桧被罢官羁留设馆教书时，朱松眼看宋室南渡，国事日非，希望儿子长大后，有个光明的世道，就以光明、天亮之意给儿子取名“熹”。

据说，朱熹右脸上长着七颗痣，成北斗星排列，说是文曲星下凡。他出生前那一刻宅前的“文山”与宅后的“公山”同时烧起森林大火，野火活生生烧出“文公”二字来，后来他谥号文公。传说他生下来时哭个不停，有人让他父亲抱着他出去，到哪个地方他不哭了，就在那儿住下，他不哭的那地方竟有一口活水塘，朱熹于是一辈子与活水有缘。

朱熹父亲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朱熹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上题字自勉：“苦不如此，便不成人。”父亲不仅以儒家经书进行严格教导朱熹，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朱熹严守父训，虽生在福建，但对徽州老家的感情念念不忘。徽州城南有紫阳山，朱熹曾以紫阳书院榜其所居之厅堂。他三次回婺源老家扫墓省亲，交了不少朋友，也收了不少弟子，故徽州士子入闽问学者络绎不绝。

他在作书序、跋和论著中，常署名“新安朱熹”，以寓不忘桑梓之意。

紫阳镇

地处婺源县城，是以朱熹别号命名的一座千年古镇，镇上有大小景点近20处，为多古典景致，如婺源博物馆、婺源民俗馆、老城门（墙）、虹井等。

虹井位于紫阳镇南门街原“文公阙里”西侧。井掘于唐代，井圈呈六边形，内壁对径1米，深5米余。《婺源县志》记载: 朱熹父朱松生时，井中气吐如虹，经日不绝，朱熹生时，井中紫气贯天。立有“虹井”巨碑并刻有井铭。

不信神灵

宋绍兴二十年（1150）春，时年21岁的朱熹第一次回婺源祭祖，曾经过城北门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过这里的呀。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朱熹脱口吟咏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泉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当时，婺源县城五通庙香火旺盛，相传甚为灵验。邑人出门，必带上香纸入庙祈祝求平安；士人到婺，也必以名纸入庙，称门生叩拜以求吉祥。朱熹初来乍到，亲戚邻里都劝他去拜谒，朱熹不去。

当晚，族人宴请他，饮酒时，有灰尘落入朱熹酒杯中，饮后拉肚子；第二天又在台阶旁遇上毒蛇，险遭其咬。大家都认为他不去拜竭五通庙，这些都是神灵对他的警告，再次劝朱熹去拜谒五通庙。

朱熹说：“肚腹不好是食物不洁引起的，与庙无关，别冤枉了五通。”有位学者也在旁劝他。朱熹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从众？想不到一个有学问的人也说这种话！我很幸运，这里离祖坟不远，若真是因此遭祸，就请将我葬在祖坟旁边，不是很方便么！”

文公山朱子文化园

文公山原名“九老芙蓉山”，位于县南部晓林乡境内，距县城紫阳镇26公里，因宋宁宗谥朱熹为“文公”，后人遂将此山更名为文公山。

在山林深处，至今仍完好的保存着朱熹第四世祖朱维甫妻程氏之墓，墓碑上的字是朱熹题写的。南宋淳熙三年，时年47岁的朱熹率族人登山扫墓，亲手栽下象征24孝的24棵杉树苗，并按八卦方位排列。借此表达对列祖列宗的大孝之心。历经800多年的风雨沧桑，尚存16棵，最高的38.7米，最粗的胸径3.43米，被誉为“江南杉王群”。朱熹的祖墓有好?几处，而惟独此处的这些参天大树，是朱熹留下的有生命的遗物。?

景区内还有千年古驿道等古迹，后人又新建了朱熹纪念馆、朱熹诗词文化碑廊、紫阳书院、廉泉茶亭、寒泉精舍、半亩方塘等与十万亩天然阔叶林、文公湖等自然风光和谐组合。

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徽州，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这一学派以“新安”定名。

朱熹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

徽商崇朱好儒，毫不吝惜捐资办书院。在徽商与宗族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朱熹理学对徽州的影响，更是“胜于他邑”。徽州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

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实际上是朱熹理学在全国流传与影响的一个典型缩影。朱熹理学的中心议题，是论证封建伦理道德“源于天理”、“根乎人心”，是人所共有，绝对合理的。

由于三纲五常即是“天理”，而“天理”是永恒的、绝对的，因此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人们恪守纲常名教，就是遵循天理；反之，如果亵渎纲常名教，便是违犯天理。

为了建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规范和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作为纪纲和民彝，朱熹不仅亲自编订《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而且还把未完成的《祭礼》和《丧礼》交给门人去完成。他们对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区别，祭礼秩序、丧礼制服等等，都规定得非常烦琐而形式化。

徽州各大族把朱熹的《家礼》搬到“族规”、“家典”中来，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宗族的统治。因此，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延续时间比其它地区更长，一直到宣统、民国时才逐渐废除。

徽商与理学，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指导思想，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从而促使徽州文化高度发展，千姿百态，产生了“新安画派”、“徽派刻书”、“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和“徽剧”等文化门类。

理坑

理坑建村于北宋末年，鼎盛于明清。理坑好读成风，崇尚“读朱子之节，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自古被誉为“书乡”。

理坑明清官宅约120余幢，大部分保存完整，尤其以“天官上卿”、“司马第”、“官厅（又称“驾睦堂”，后改称“友松堂”）”、“九世同居楼”、“云溪别墅”、“小姐楼”等最为经典。

茶道人生

婺源是朱熹故里，又是茶乡，茶道茶俗也别具特色。　

朱熹一生为官五十年，历事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仕途生涯中，当官为民，不仅劝农桑救灾荒，关心民间疾苦，自己常常“豆饭藜羹”。回婺源寻根访祖时，他又亲自编修了《婺源茶院朱氏族谱》，并撰写谱序。

古徽州奉行朱熹《家礼》，礼仪甚严，作为待人的茶礼就更讲究，俗话说“看人上茶分三等”，其意就在此。客到，主人第一礼便是上茶。贵客来，或遇喜庆，讲究吃“三茶”，即枣栗茶（吃蜜枣煮板栗下茶）、鸡蛋茶（吃五香鸡蛋下茶）、清茶。大年初一全家人要吃三茶；正月来客拜年要吃三茶；婚礼、新女婿上门要吃三茶。

朱熹以茶论学，影响很大。他给弟子讲学时常以茶为喻，深入浅出地讲解社会人生的深刻道理，主张治学要诚意专一，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语类》卷138记载：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

故园里茶院

婺源本土盛产的溪头梨园茶、砚山桂花树底茶、大贩灵山茶和济溪上坦源茶等“四大名茶”曾被列作朝廷贡品，每年贡茶的数量高达5000斤。

故园里茶院距县城仅3公里。

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鹅湖书院得名。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

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就是朱、陆两派的分歧点。

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争论的实质，都是为了互争正宗教主地位。但是，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解决两派学说分歧，以后还有更加激烈的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争论。

“鹅湖之会”对当时学术界却有很大的影响，鹅湖书院之所以能几百年来永留胜迹，誉满江南，正与朱、陆诸子的“鹅湖之会”有关。

桥乡坑头村

坑头村位于桃溪景区，是婺源古代民居保留完好的村落之一，迄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唐朝广明（公元880年）年间，福建三山人潘逢辰始来婺源，定居桃溪（即坑头村），为潘氏始祖。桃溪的下游孔村、豸峰村由此繁衍。

坑头村有“两多”、“两绝”。

“两多”中“一多”是自古以来文人仕宦多。村民流传有“进士满街走，秀才多如狗”之说。村谱载：仅明正德至万历年间，该村中进士者就有十一人，任尚书者六人。其中潘璜祖孙三代里出了九位进士，潘璜一人就先后任过吏、刑、工、兵四部尚书。村中“尚书故居”曾有联：“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清初，该村潘姓子弟中举者亦有二十余人，但多研究学问和著书立说。当代台湾著名红学家潘重规即该村后裔。 另“一多”是古桥多。至今村中央小溪上历代所建的36座半小型石拱桥，蕴涵着一个意味深长的传说——村中共出了三十七位达官，其中三十六位系寒窗苦读考取功名，村人允许其各建一桥（谐“轿”音），以示荣耀；而有一位是花钱捐来的，村人只允许他建半座桥，以警后人。　

“两绝”中“一绝”是村中以一口据说是吕洞宾所掘泉水酿制的“老水酒”，谱载明代宰相严嵩酷爱饮用。“二绝”是村民引溪中活水入宅放养的“冷水塘鱼”，鲜嫩味美而又可入药。

《四书集注》

理学名著《四书集注》系统地反映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亦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明清重视理学，《四书集注》成为官定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

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朱熹四十多年开门授课，于各地创办书院二十七所，劝人以善，与人为善，其目的在于“社会民风教化”却又远远超越之，部分地提高了民众素质，深刻地“荫及”各地经济发展，还直接培养了大量程度较高的文化人，其弟子中进士就达三百六十二人，九十六位成为南宋重臣。可谓桃李满天下。

汪口

汪口因水得名，永川溪东水西流，南侧而去。明清两代，商贾云集，素有“草鞋码头”之称。

汪口全村姓俞，“俞氏宗祠”就建在两河之口的码头边。

村中还有“大夫第”、“懋德堂”、“一经堂”、“养源书屋”等巍然考究的古老建筑。

朱辛双子

朱熹与辛弃疾之间的深厚友谊有口皆碑。著名理学家陈亮称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宗；一个是“文中之虎”，压倒一世英豪的奇杰，二人堪称南宋时期的“双子星座”。

朱熹重“内省”，辛弃疾，重外功，但两人抗金复国的主张是一致的。早在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在给孝宗皇帝《癸未垂拱奏札》中就讲到对金兵南侵，“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但他的主张总是受到阻挠，便多次辞官不做，以示抗议。

辛弃疾这位抗金名将也因遭主和派排斥、诬陷被贬，但他抗金意识始终不减。

共同的命运，使朱熹与辛弃疾更加“相交既久、相见亦深”。辛弃疾对朱熹的学识品行愈见亲敬，在辛弃疾眼里，朱熹是一个隐卧山中的“帝王师”，他希望终究有一天会有“西伯”来把这个怀才不遇的白发隐臣起用。朱熹亦以“施展杰出的才干，以报朝廷”来期许辛弃疾。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给在武夷山冲佑观任职的辛弃疾信中，又以“克己复礼”相勉。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朱熹久病，“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时年７１岁。当时，朝廷下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考亭会葬，但辛弃疾义无反顾，不怕风险连累，作祭文以悼之。

李坑

建村于北宋，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村内街巷溪水贯通，青石板古道纵横交错，更有数十座小桥横跨两岸，形成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天然画卷。

“伪学”到官学

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朱熹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　

政治高压下，朱熹违心向皇帝认罪，承认强加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还是罗织了一个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朱熹被斥为：伪学之首。　　

这场冤案，9年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宋嘉定二年诏谥“文公”，宝庆三年赠“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三年封“徽国公”，咸淳五年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思溪村延村

思溪村整个村落以明清古建筑为主，村落内以青石板铺地，村庄与秀水青山融为一体。现有古民居156幢，是电影《聊斋》的外景地。

延村与思溪村临近，既有枫树、楠木、槐树、竹林等古老名贵植物种类，又有杉木、马尾松和硬阔叶树为主的用才林，山体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

徽杭古道

当年徽州人到江浙地区谋生，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从新安江到浙江省建德，再到苏杭上海，一条则是走陆路，即“徽杭古道”，翻山越岭，从现在的绩溪县逍遥乡境内到达?浙江的临安县，然后再走向其他地区。

徽杭古道的关口就是“江南第一关”，这里两峰夹峙，山势险峻，怪石嵯峨，逍遥河咆哮如雷，潆回跌宕，奔腾而出。在这险峻的石壁上，凿洞嵌入约2米长花岗石板，筑成栈道，部分石条半悬空际，人走在上面，脚下万丈深渊，白浪翻滚，头顶白云蓝天。徽州人为了生存，常常是担着山货，背着踏果（绩溪人外出吃的一种特制的面饼，胡适称它为“徽州人奋斗求生的光荣标志”）只要过了这一关，就算是离乡背井，飘落他乡了。

“徽州朝奉，自家保重！”这是徽州人送给远行者的一句祝辞。胡雪岩、胡贯三、黄宾虹、胡适等当年都是这样背着装满踏果的行囊，向远离家园的陌生的地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