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古才俊辈出，却少有叱咤风云的大英雄。
“苏湖熟，天下足”，温润富硕的苏南，鲜花、美食、闲茶，使得吴地书卷气十足，有才子，有佳人，处处风流，不经意地，就打开了理想生活的悠悠画卷。士大夫文化与此一脉相承。
士大夫是旧时文化人的称呼，按照简单的划分，士大夫文化无疑是一种旧文化。但这种文化其实内藏着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有些精神甚至可以贯穿到当下。
他们飘逸潇洒，纵有九天揽月的豪情，却依旧执着于功名；泛舟浮游，寄情山水，却又愤世嫉俗，犬马声色。但真正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不是功名，而是自己济世的抱负理想。所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们寒窗苦读，孜孜不倦地读圣贤书，心怀天下，说来不过两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便成了古代文人的最高革命纲领，居庙堂之高或者处江湖之远的理想主义，便是古代文人的全部。
苏、锡、常、沪、嘉、湖等吴方言地区作为吴文化的重心区，凝聚了太多江南士大夫的人文理想和风骨操守，这一切毕竟已经远去，那些熟悉的名字和他们的叹息成为史书的绝响。
吴地，却至今仍然散发着旧式闪光人物的精神光芒。
山水庭院藏隐士/苏州园林
隐逸文化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绝对积极意义，它的承载者不是樵夫野老，而是隐士。隐士是“士”的一种。汉代刘向给士下的定义是：“辩然否，通古今，谓之士。” 真正的隐士却未必显露隐者的形迹，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山林”。
中国文人士大夫隐逸文化的影响之一，就是私家园林的大兴。他们在精神上追求宁静恬淡、闲云野鹤般的闲适自由，在生活上则体现着世俗的欲望、幸福、欢乐，拥着偌大的园子，焚香茗茶，品诗论画，充满着精致高雅的艺术情调和物质享受。
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吴王的苑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4世纪的辟疆园。明清时期，苏州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地区，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全盛时期园林达200余处，已有“江南园林甲天下”之说。
和北京的皇家园林、扬州的盐商大宅不同，苏州园林以其典雅幽静的格调、望而脱俗的情趣为后人称道，曲折变幻、错落有致，体现了临水叠筑的水乡风格，而这一切又都是“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
江南的私家园林，以苏州为最；苏州的私家园林，以沧浪亭最为著名，是现存苏州最早的私家园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瞬钦遭陷被削职为民，退隐苏州，购得已经荒芜的废园，三面环水，树木繁茂，且有残败的池台亭阁，重新修葺，以“沧浪亭”名，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这本来是《楚辞·渔父》中的名句，后世官场中的文人便把渔父当作归隐山林的一种代称。
从沧浪亭开始，苏州园林的定位就是归隐。是当官者被贬、当权者下野、年长者告老、智者急流勇退的隐居之地。园林的主人，大多是人品高、志趣雅，有着诗书画三绝的才艺。这些人要么学富五车，要么家财万贯。有钱而没有文化的人不会造园林，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在周庄有豪宅，却没有留下一座园林。
白居易和苏东坡，是隐逸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行者，都在江南为官多年。苏州现存的明清园林中，许多建筑题名都出于白居易和苏轼的诗文。如“拙政园”中的与谁同坐轩，“轩”名取自苏东坡的《点绛唇·闲倚胡床》：“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图说：1.苏州园林中的假山不是大自然中山岳、峰峦的如实模写，而是各种具体真山结构、规模、线条等经过精心的提炼概括，成为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景物雕塑。它不仅蕴含着自然美的强烈感染力，而且增加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美。
2.如果说山是园林的骨骸，那么，水就是园林的血脉。苏州园林多水，而且大多引用活水，或暗通源泉，使水流终年不尽。水在苏州园林中并非自然江河的简单模仿，而是对自然作抒情写意的艺术再现，是取其意境的联想。因而小小的水面，往往可以描写十里风荷、悠悠烟水的湖泊。淼然清澈的池水，给人以闲适、清凉、平静的感受。
3.苏州园林中的厅、堂、轩、榭、亭、廊等建筑大小相间，参差错落地溶化在自然山水中，达到了建筑与自然、进而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那空灵的门窗隔扇、各式各样的洞门和漏窗又使自然景色渗入建筑中。
4.苏州园林被称作“自然山水风景林园”，它集建筑、绘画、书法、金石、雕刻等艺术之大成，被誉为“综合艺术博物馆”。在苏州园林里，处处是诗情画意的青山绿水，时时是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山水林泉之间，体现着淡泊明志的人生哲理，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
波上寒烟忆风流/桃花坞
吴地是一种以太湖为背景的水文化，无论是经济上的渔业稻米，还是文化上的山水园林，都离不开江南如织的湖泊水网。发达的经济、葱郁的风景、安定的生活，使吴地产生了好学尚文的诗书传统，这不但反映在科举制度中，更反映在众多像唐寅、祝允明这样的旷达才子身上。
清初，长洲学者汪琬宴客，席间谈论家乡土产，粤有象牙犀角，陕有狐裘毛皮，鲁有绢丝海错……汪琬无言。众揶揄道：“钝翁先生苏州人，怎不知苏州土产呢！”汪琬曰：“苏州土产极少，仅两样而已，一是梨园子弟，二是状元。”
汪琬是苏州人，即便为家乡吹嘘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遍观中国历史，“姑苏文盛出状元”绝非虚传，说状元是苏州土产虽夸大了一些，但也不算过分。据统计，自唐至清的近1300多年间，苏州多次蝉联状元，有的书香门第更是状元辈出，曾出过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文风之盛冠绝天下。
安史之乱前，北人状元占87.5％，安史之乱后，南人状元逐渐增多，其中又以江南为最，唐代安史之乱后的11名南方籍状元中，有7名出身在今天的苏州、吴县一带。北宋时期北籍状元有8名，南籍有27名，其实即便这种相差悬殊的名单，也是在对南方多有歧视的情形下选定的，比如出身陕西的北宋名臣寇准曾说过，“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为免南北之争，朱元璋干脆改立南北榜，南卷取60％，北卷取40％，总算暂时平息了这场科举风波。
到了清代，吴地的科举之盛更是空前绝后，当时状元人数最多的江苏，共出现49个状元，而苏州府一地就占据了其中的24名。至今，苏州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唐、祝、文、周，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
唐伯虎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科举会试时被人陷害，身陷困境，从此对追求功名失去了兴趣，在外游历了10个月后，隐居桃花坞，自称“桃花庵主”，常与文人墨客聚饮。客去不问，醉便酣睡。晚年穷困潦倒，死后葬在城外横塘。他的一生并不像苏州评弹《三笑》中那样妻妾成群，风流潇洒。
冤枉唐伯虎的，除了苏州评弹，还有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警世通言》里收录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虽然冯梦龙声明了“小说中唐解无诡娶华学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阳台道人，非伯虎也”，但就有人喜欢张冠李戴。
冯梦龙的际遇有点像唐伯虎，但科场失意后不是醉心诗词书画，而是通俗文学，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对后世影响巨大。“鸳鸯蝴蝶派”产生苏州，和住在十全街的冯梦龙就有点关系。
也有名人，不谈也是浓的，如范仲淹。据记载，范仲淹老来回到苏州，准备在城南三元坊买地造宅，有人悄悄告诉他，此地风水绝佳，建宅于此，生男当有状元之才。范仲淹听后，与其我一人独占，不如让全城分享。在此创建了苏州府学（现在的孔庙）。
不知是风水灵验，还是范仲淹至诚所致，苏州府学的创建大开东南兴学之风，状元更是从未断过，三元坊也就成了历代出状元、出学者的地方。范仲淹死后下葬天平山，风水先生在山上洒了三斗三升芝麻绿豆，从此，范家虽然世代官宦不断，但是只出小官。
桃花坞：位于苏州阊门内北城下。民国初年，爱国士绅费仲深购得桃花坞唐寅故居一角，建“归牧庵”。1925年，其子费巩与袁世凯孙女袁慧泉在此成婚。
除了园林故居、士绅会馆，清代开始，桃花坞的百姓民宅鳞次栉比，商家作坊比比皆是，其中最盛者便是年画作坊。
桃花坞年画始于明末，最早的作坊就在桃花坞街上。清雍正、乾隆年间盛极一时，与杨柳青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十全街：位于苏州名园沧浪亭北首，东起葑门安利桥堍、西至人民路三元坊口，全长1800米。宋时因有十口井而得名“十泉”，清乾隆帝易名“十全”。
这里到处铭刻着岁月的印记，除了网师园、沧浪亭、南园、织造府等名胜古迹，还有冯梦龙、叶圣陶等名人故居，桥就有乌鹊桥、带城桥、砖桥、帝师桥等14座。
水巷花船载佳人/平江路
吴门出美人，不仅仅局限于容貌，苏州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苏州美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吴门画派、吴门书派熏陶了一代江南淑女。这些精致的吴门女子，读书、吟诗、作画，没有一样输给男人，她们的墙上挂的不是韩干的牛就是徐悲鸿的马，地毯一尘不染，喝茶的壶是紫砂的，吃饭的碗是景德镇的，插花的瓶是景泰蓝的，连烟灰缸可能都不是凡品……
当年苏州是座歌都，自明中期以来，商贾云集，各种梨园、教坊、勾栏、行院，如雨后春笋在这里荟萃。昆腔、锡剧、苏剧等应有尽有。无处不琴韵，无处不歌声，美人们在这里演绎出无数缠绵故事。“水陆往来频，花船载丽人”的盛况一直持续到清末。直到今天，还有人重温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撑一把伞，在苏州的雨巷中寻找那“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文化生活的活跃，使江南涌现出大批才女。一类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名门闺秀，家学深厚，在文学领域多所建树。如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三姐妹，她们的母亲沈宜修本身就是当时吴江一带才女的盟主；再如清初大学士陈之遴的妻子徐灿，与顾太清、吴藻合称为清代闺秀词三大家。另如方孟式五姐妹、黄媛贞两姐妹、金圣叹之女金法筵等，都是轰动一时的著名才女。
另一类才女是出身青楼的歌女或名妓。如陈圆圆、柳如是、卞玉京等人，她们都是工诗善画，多才多艺，并与当时的名士如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冒辟疆等经常酬唱往来。她们的名气，固然有自身学习历练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名士吹捧揄扬的结果。在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中，对她们的事迹多有记载。
陈圆圆就是明末苏州玉峰昆班红极一时歌女，名冠苏州梨园，不仅以艳质著称，才艺也冠绝—时。演唱昆曲和弋阳诸腔，扮相极佳，曲尽其妙。陈圆圆与很多文人名士都有交游，她的演唱技艺，邹枢、冒襄、查继佐等名士都曾亲睹。
由于女性文学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女性胜于男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当时出现了“漫道文章千古事，而今已属女青莲”，“旧日凤凰池故在，而今已属女相如”的说法，女诗社、女诗集应运而生。
平江水巷：平江历史街区是苏州巷子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典范，临近苏州最繁华的观前街，绵延数里，是整个苏州的缩影。
余秋雨说苏州是中国文化静谧的后院。踏入平江路，百米外马路上的喧嚣仿佛被过滤了一般。大儒巷、南显子巷、悬桥巷、大新桥巷、胡厢使巷、丁香巷等等。书院弄边的苏州中学，前身便是范仲淹所办的府学。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就住在一条名叫“王长河头”的小巷里。
平江河的水面并不狭窄，水道有点蜿蜒，河边宅子里常有别致的石埠头。河道上安静地卧着各式小桥。河的一边是小街，一边是 “枕河人家”。沿着散发着清韵的青石板，转个弯拐进高高的风火墙夹弄，尽头便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古老民宅。
顺河流慢慢前行，可以看到挑着红灯笼的小船缓缓驶过，船娘摇着橹哼着悠扬的吴歌，飘向水上人家……
山塘街
山塘街是最具苏州街巷特征的范例。
读过《红楼梦》的人，一定记得这部巨著的开头是从苏州阊门写起的。作品中写到，“姑苏城的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的风流富贵之地”，这阊门外十里街，就是指水陆并行的山塘街。
山塘街全长七里，当时人们谓之“白公堤”（塘即堤）。当时唐代诗人白居易来苏州做苏州刺史时组织凿渠修路，水陆两路同时开通，将虎丘与城相连，水路即是山塘河，陆路便是山塘街。自此之后，山塘街一直是充溢浓厚的民族风俗、极具吴地特色的旅游胜处。慈禧太后在北京颐和园内为供己游赏而建造的那条著名的“买卖街”（苏州街），就是完全模仿苏州山塘街的形状与风貌而筑成。
这里有诸多古寺、古祠、古牌坊、古会馆……这些古建筑，精雕细刻，古色古香，一派岁月沧桑感，还有耳熟能详的半塘传说，陈圆圆、董小宛等，都装点了山塘的婉约一面。
山塘街又是一条典型的水巷，河上装载着茉莉花、白兰花及其他货物的船只来来往往，游船画舫款款而过。这里的房屋沿河有石级，旧时妇女们就在河边洗衣洗菜。那时有些商贩还摇着小船在河中做生意，住在楼上的也不须下楼，只要用绳子把盛东西的篮子吊下去，就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东西。
烟波世家薮书香/钱钟书
1935年7月13日,在无锡举办了一场新旧混杂、中西合璧的婚礼,主角就是钱钟书和杨绛。婚礼的情景，后来被钱钟书搬到了小说《围城》里，只是新郎、新娘换成了曹元朗与苏文纨。
钱钟书和杨绛，皆属无锡知名的两大望族。他们的结合，不但体现了无锡望族间相互通婚、共荣的传统，既儒雅、又时尚的身影，也在有意无意间延续着这座小城望族辈出的传奇。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
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甚至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挑剔博学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若此!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固步自封，沾沾自喜，而是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大有孟子、韩愈遗风。俞平伯与钱钟书是社科院文学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所里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钱钟书堪称幽默大师，《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建于1923年，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西式建筑之特点。目前，除小部分被拆毁外，大部分尚保存基本完好，是无锡不多的书香宅第。
这所宅第，是钱钟书的祖父钱福炯于1923年筹建，是一组江南常见的具有传统风格的民居建筑：前后共两进，面阔均为七间。1926年，钱钟书叔父钱孙卿因子女多，征得其父同意后，于后园西北角添建楼房四楹。因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名“梅花书屋”。
故居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除最东一间是家祠外，其余两间为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教授寒暑假回家期间课子讲学之所，名为“后东塾”。钱钟书少年时期常和几位堂兄弟在此读书、听讲、习字、作文。钱教授所著的一本散文集《后东塾读书记》，就是以此塾为书名。
船过嘉兴话大师/名人故居
嘉兴东临大海、南倚钱塘江，北附太湖、西接天目河，京杭大运河也由此纵贯，囊括了江河湖海的各种水系，作为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嘉兴处于吴、越文化的中间，“吴、越争霸”拉近了嘉兴对两地文化的融合，被称为“吴根越角”。秦统一后，嘉兴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从秦至清，凡皇帝南巡，总要在嘉兴停留中转。
千百年来，鱼米之乡嘉兴滋润出无数文化名人，尤其是明清两代，江浙共出进士2000多人，嘉兴就有600余人。仅近现代就涌现出了文坛巨匠茅盾、国学大师王国维、书法大家沈曾植、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翻译家朱生豪、数学家陈省身、漫画家丰子恺、张乐平等一大批名家大师。
乌镇·茅盾
乌镇是闻名江南的古镇，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与周庄、同里、南浔、角直以及西塘并称为“江南六大古镇”。可是，乌镇除了小桥、流水、人家之外，更多地飘逸着一股浓郁的历史与文化气息，自宋至清，这里出了161名举人，其中进士64人。
乌镇中市观前街１９号就是茅盾（沈雁冰）的故居，是乌镇人的骄傲。有关茅盾与乌镇的种种几乎每一位乌镇人都如数家珍。和镇上大多数民房一样，茅盾故居沿街的门面是一色的活动木板，外面罩着半截木门，既不高大也不讲究。
沈家在乌镇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人丁兴旺，曾四世同堂共居于此。他家的厨房的灶台能放三个大锅，餐厅里摆放着三张方桌，据说全家一共有22人用餐。出了后院的门，就是沈家自己的码头。
这所住房原是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在汉口等地经商顺利时（1886年后），为准备退路而嘱子买的。上世纪三十年，茅盾亲自设计草图，用稿费把其中三间平屋翻建成比较新式的、略带日本风味的书斋。以后，几次回乡就在此写作。
旧婚楷模
驾一叶乌篷小舟，轻轻摇过桐乡乌镇，不能不停。乌镇里出了个茅盾，茅盾塑造了一间《林家铺子》，仅此一点，它的人气就盖过了别的水乡。再后来，迎来了大明星黄磊、刘若英，一部《似水年华》，展现了小镇风情如画。
乌镇是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出生地，他的小说《林家铺子》，描绘的就是这个千年古镇。茅盾是他120多个笔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1927年创作第一部小说《幻灭》所用的笔名，一生著作等身，被评论界称为文学“大三家”之一。
茅盾在乌镇度过童年、少年时代。他玩笑般的娃娃亲一直鲜为人知。
茅盾和妻子孔德沚都是乌镇人。茅盾祖辈经营纸店，父亲业中医；孔德沚祖上开蜡烛坊和纸马店。茅盾祖父沈砚耕和孔德沚祖父孔繁林是好友。一天，沈砚耕牵着５岁的茅盾到东栅钱隆盛南货店里闲谈。住在店附近的孔繁林也抱着四岁的孙女来了。南货店店主钱春江笑呵呵地对沈砚耕、孔繁林说：“你们两家定个亲吧，本来是世交，又门当户对。”就这样两人订了娃娃亲。
孔家是个很守旧的家庭，孔三小姐没上过学，只认得一个孔字，甚至连大名也没有。1916年暑假，茅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很快成为一个初露头角的新潮人物。沈母担心这个没文化的儿媳妇耽误茅盾前程，就让茅盾另择佳偶。不想茅盾执意把孔三小姐娶了回来。
茅盾和沈母轮番上阵，教孔三小姐识字，顺便给她起了个名字“孔德沚”。说也奇怪，大多包办婚姻都是悲剧，偏偏茅盾极其幸运。孔三小姐属于典型的“无才便有德”的女子，成了茅盾的贤内助，奔里忙外，甚至‘五卅’时候上街游行，也是夫妻并肩。
文学巨匠
当时上海文坛颓废之风蔓延，茅盾匹马单枪，主持《小说月报》，从鸳鸯蝴蝶派那里抢了一块阵地过来。
茅盾有时执拗，阳翰笙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他。”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此间另有一段故事，那便是茅盾与瞿秋白的金兰之谊。五卅时一起游行示威，国民党二大时并肩打击戴季陶，白色恐怖时同批蒋介石，可谓同荣辱，共进退。他们的交往有时是暗号信联系，情况危险时瞿秋白就干脆搬到茅盾家里去住，二人整日谈论《子夜》的创作，茅盾听取了瞿秋白很多意见。
当然茅盾也不是一味谦逊，在《文学月刊》上茅盾就曾激烈尖锐的批评瞿秋白的大众文艺观点，结果瞿秋白承认他们“在原则上有了不同意见”。但这些分歧只是让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固。1935年，瞿秋白就义，茅盾悲痛欲绝。
1981年，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茅盾去世，遗嘱将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损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茅盾文学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嘉兴东米棚下·朱生豪
东米棚下是嘉兴南门闹猛的街道，若不被娱姥桥所隔断，它本和水廊下“同一条街”。附近一带渔民，午夜和凌晨捕得鱼虾蟹鳖，都摇小渔船来此出售，然后在松鹤轩、丝行街、东西米棚下各茶馆喝早茶、聊天、了解行情。
东米棚下十四号就是朱生豪的出生地，这座祖居老屋是一幢沿南湖滩河东岸而筑的砖木结构两层楼，由院子、楼屋、偏屋组成。他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童年，当年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曾描绘过那里的景象：很不漂亮的街道，通向南湖和运河的小河，各种各样的船只，然后是他家的庭园，这里有大柿树、柑树、桂花树、石榴树等，还有蟋蟀、蜻蜓、叫哥哥，这样一个趣味盎然的庭园，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百草园，真正是一个童年的乐园。
朱生豪就是在这里，译出了《莎士比亚全集》。作为我国第一部外国文学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他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作品的最完整的译本。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本），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
才子佳人 柴米夫妻
译界称朱生豪为“楷模”，文学界称朱生豪为“早该树碑立传的人物”。只有宋清如最了解他，生命有长有短，但总是要结束的，朱生豪曾对宋清如说：“要是我死了，不要写在甚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
朱生豪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之江大学深造，在此认识了蕙心兰质、一样有着锦绣诗才的宋清如，“一笑低头意已倾”，一切就在自然而不经意间发生了。这是一个才子佳人的美妙配对。
朱生豪的才华一贯得到老师的称赞，尤其是一代词宗、当时的“之江诗社”社长夏承焘先生赞其为“不易才”，又说“渊默如处子”，古代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才称得上处子，可见对这个学生，老师是如何地刮目相看。
和朱生豪同年出生的宋清如出生于江苏常熟，之江大学时以现代派手法写诗，受到《现代》杂志主编施蜇存的高度评价，曾以“一文一诗，真如琼枝照眼”来赞美她的文采，说她写小说“不下冰心女士之才能”。两个笔墨灿烂的人走到一起，笔底生花当是无疑的，五十年之后的《朱生豪情书》便是一个见证。
1943年，宋清如第一次和朱生豪走进东米棚下的小院，其时他俩经历了两地十年苦恋，于上年在上海结婚。夏承焘题送这对新人八个大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因日寇侵华，他们随后去了常熟宋清如的娘家，半年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日寇侵占下的嘉兴。
朱生豪从193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8月译成《暴风雨》第一稿。他当时完成的译作曾两度在日军炮火中遗失，但是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译作，在“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回到嘉兴后，他几乎足不出户，没有必要的时候连楼也懒得下。物质生活贫苦到了极点，低微的稿费收入根本跟不上飞涨的物价，宋清如常去裁缝店揽些加工的活以补贴家用，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很充实的，朱生豪自豪地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
极度困苦的生活和艰苦的翻译工作，严重摧残了朱生豪的健康，从牙周炎、胃痛最后到肺病，他终于病倒了，不得不放下他手中的笔。1944年12月，年仅32岁的他，告别了娇妻幼子，带着未译完莎作的遗恨，撒手人寰。临终前，朱生豪不无遗憾地说：“早知一病不起，拼了命也要把它译完”。
朱生豪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译出莎士比亚三十七个剧本中的三十一个。
宋清如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一个人抚养大儿女。1947年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朱生豪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晚年的宋清如，住在楼下的北面偏屋，写下了一系列纪念朱生豪的文章。
陆乐的雕像中宋清如是如此地清丽动人，她微微侧着的脸庞溢满了青春的气息，美丽而安宁。雕像下面是是朱生豪给宋清如未曾发出的信：“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海宁·金庸
袁花镇位于嘉兴海宁县，素有“花园之镇”的美名。小镇傍依苍郁的毛竹山，花溪桥横贯花溪合，静静地点缀着流淌的花溪水，古老的花溪街两侧花团锦簇、绿树成荫，构成了一幅浓郁的江南水乡图。
新伟村查家（赫山房），就是金庸的旧居，也是其出生之地。
查家祖先诗人、书法家、大官辈出。清代时“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被康熙皇帝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是查家最显赫的年代。康熙皇帝甚至为查家写了一牌匾，上书“澹远堂”三个紫色的字。由于是皇帝题字，“澹远堂”三个字旁边有九条飞舞的金龙。金庸对这幅牌匾印象很深刻。金庸旧居，远远望去，白色的围墙、青灰色的砖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庸作品中“七十二侠客”长廊，向右拐弯，来到了书房——赫山房，在一直向西走是《走进金庸》展示厅，
查家对少年金庸的最大影响，是当年家中丰富的藏书。阅读成了金庸的毕生兴趣，尤其是《资治通鉴》，金庸逐行逐句地仔细阅读，加上眉批。以史为鉴，评论当世事务，成为日后金庸写《明报》社评的一大特色。
如今，金庸的六弟查良楠默默地守护着他和哥哥的旧居，期盼着哥哥有一日回到老家来望上一眼，看一看这幢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查氏祖宅……
查良楠是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列第六，称六毛弟。
查良楠比哥哥金庸小19岁，良楠的生母叫顾秀英。金庸小时候跟秀英亲近，念小学时，奶奶便让秀英接送他上学。龙山学堂距“赫山房”有一里多路。晴天，两个人手牵着手，捕捉着蝴蝶一路欢笑而去。小时候金庸一直把秀英当作自己的大姐姐看待，在他的记忆里，至今保存着很多让他回味的故事，因此，他后来写了纪实散文《月云》，纪念这段时光。
1946年7月，金庸回家呆了20天又不得不离开“赫山房”,他对继母说：“杭州离家很近，我会常常回来的，您要照顾好这个家，我还要回来跟您一起吃糖炒年糕呢！”可是，这一别，他就再也没有跨进过这幢老宅子。
后来叔伯们纷纷搬离了“赫山房”。只有良楠和四弟与继母依然住在“赫山房”里，苦度岁月。1989年，77岁的顾秀英去世，弥留之际，她给良楠留下了“不要离开老屋，等着你二阿哥回来”的遗嘱，二阿哥就是金庸。
60多年过去了,金庸几过家门而不入,他的六弟却一直坚守着赫山房。
“金庸为什么不回来看看？”常有参观者问，查良楠一脸茫然。
后来，在杭州《金庸茶馆》诞生仪式上，一名海宁老乡当面“拷问”金庸为啥不回家，金庸说：“我对家乡人民是热爱的，也想回家看看，但‘赫山房’是查家祖先传下来的，不是我金庸一个人的，因此我不想妨碍大家的生活。”
查良楠对来参观的人说：“除了来人参观从里面开门，其余时间这扇大门得关上，因为要等着二阿哥来打开它。”
金大侠趣事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可谓誉满中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作为一代报人，却为人知之甚少。其实，正如金庸自己所言，《明报》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声誉。他一支笔写武侠，一支笔纵论时局，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奇招迭出的风趣事不少。
一次，记者在采访金庸先生时问道：“听说你把报业看做自己的儿女，现在你把它们卖了，这是不是等于卖了自己的儿女呢 ”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无论回答是与不是，都是极不妥当的。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金庸先生从从容容道：“不是卖儿女，是女儿出嫁了。女儿要出嫁，这是没办法的事。”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
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而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
海宁·徐志摩
海宁硖石镇是一个开窗见河、出门过桥的水乡闹市。在这个典型的江南古镇的保宁坊，有一个四进院子的楼房，就是徐志摩的祖居，徐志摩是金庸表兄，徐家与查家都是当年海宁的名门望族。
当时徐家除在本镇经营旧式的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布号等外，还创办了蚕丝厂、布厂等，在上海还开办了票庄银号。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降生在老宅，在老宅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480年前建造的老宅由于破旧不堪，2001年被拆掉了。现在看到的这栋二层楼中西璧小洋房是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前修建的新宅，内有冷热水管、电灯、浴室等设备。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无疑是一座令人侧目的豪宅，徐志摩称此为他的“爱巢”。现在故居的墙上还有梁启超被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故居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前后两进。主楼三间二层，前带东西两楼，与门斗围成前天井。后楼也有三间，围成后天井。正屋是安雅堂，地面据说是用德国彩绘地砖铺成的。
楼上中间是休息厅，休息厅的东侧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新房，新房之侧是书房。在这儿诗人完成了小说《家德》，以及散文《眉轩琐语》。眉轩便是书房的名字，取自陆小曼的小名：眉眉。
诗人徐志摩除了给后世留下那些不朽的诗集，还留下了关于爱情的美好传说。在他生活的年代里，追求爱情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诗人有“浓的化不开”激情，这座故居的一草一物都是他自由奔放的爱情见证。后人颇喜欢在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大作文章。而读过故居之后你会觉得诗人的情怀绝非三角恋爱那样浮浅。
楼后有一口井，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曾这样写道“眉，这一潭清洌的泉水你不来洗濯谁来；你不来解渴谁来；你不来照形谁来。”而屋中的一床、一灯、一桌、一柜都是诗人为陆小曼亲手挑选，还曾一一书信相告，这份浓重的爱意，即使今天仍深深的感染每一个游人。
徐志摩是一个率性、热忱而且心怀纯净天真的人。对理想的愚诚，对艺术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致。林徽因曾在徐志摩遇难四年后写下一篇悼念文章，她与诗人之间真挚、坦诚、深沉的友情也让多少读者唏嘘感叹。
浪漫诗人
24岁以前，徐志摩对文学及诗的兴味远不如他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父亲送他出洋留学是要他进金融界。受实业家庭的影响，徐志摩自己最高的理想和野心是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他完全没有干系。
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拥有大量的读者，尤其是《再别康桥》、《沙扬那拉》、等讲究韵律的诗歌，更是广为流传。诗人的才情和热情疯狂地燃烧，换来的是一首首浪漫动人的诗歌以及传奇的爱情故事。
徐志摩的死亡也一样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死在天上，死在飞的感觉里。他在三十五岁时生命终止，墓碑上有胡适题写的几个字：“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一生都在追求爱与美，而美好的女性正是爱与美的化身。自从他非同寻常地死后，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就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都成为他短暂一生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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